昔日的大村，现在连10户人家都不到。八台营村或许很难再称之为村了，村里的人越来越少，空房子越来越多，在村里驻足，周遭一片寂静，就连犬吠和鸡鸣也难得听见。用朱永海的话说，想凑一桌麻将都难得很。
丰镇市接近山西大同市，属于旱作农业区，这里几乎没有水利设施，也谈不上机械化耕作，靠天吃饭，种田的经济效益很差，属于贫困程度很深的连片特困地区。更主要的是，这里交通不便，医疗、教育条件，仍十分落后。村里仅剩的几户人家都是老弱病残，如果继续留在村里，几年后农田种不了不说，哪家人得个病出个事儿，都没有人相互照应。所以，剩余的几户，也开始筹划着搬家，哪怕搬到最近的镇上去。
这样一来，适应城里的生活，就是这些老人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八台营村的一个老人，就遇到这样的尴尬事儿。到城里女儿家住，女儿去上班了，老人想出门透口气，却忘了拿钥匙。门一合上，被关在了楼道，无法给女儿打电话。求助邻居，邻居又听不懂她的方言，巴巴地在家门口等了一天。
缺少老年朋友、难以与城里人交流、不习惯城市生活，进城的老人们，如同赵本山在春晚小品《钟点工》里说的：“不知道该怎么玩了。”面对陌生的高楼大厦、陌生的人群，出现种种的“水土不服”……同时，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当地医保和各种老年优惠，成为城市老人中的尴尬群体。
农村老人怎么养？
什么样的养老服务，才是适合农村的？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蒲韩社区理事长郑冰，也在探索。
寨子村是位于黄河岸边的一个村落，良田阡陌纵横，人口也非常稠密，农业的机械化比较高。不过，即便如此，在村庄里，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年轻人，仍然占少数。
作为远近闻名的乡村能人，郑冰创立的蒲州果品协会（也称蒲韩乡村社区）最早成立于1998年，下辖了多个专业合作社，诸如农资连锁店、玉米合作社、有机农场等，协会除了农业产业化合作，还涵盖了社区文艺、养老等社会服务功能。果品协会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根植于农村、做事干练、人情练达的农村妇女。
老人多，养老的问题当然也很突出。蒲韩乡村社区涵盖两个乡镇的35个村。粗略估算，60岁以上的老人有2000多人，而且留守老人的比例非常高，郑冰所住的寨子村，同一巷道里有18户村民，其中儿女在外打工、老人留守的就有14户。“这一代的老人很可怜，孩子大都不在家，老人们很孤独。”郑冰说。眼下，在郑冰的协会里，儿女不在跟前、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就有20多户，他们急需有人上门，提供洗衣服、做饭、聊聊天、探知病情的服务。
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郑冰做过多次探索。起初，她想成立一个分部，以完全收费的方式提供服务，很快发现行不通。在农村，“花钱请保姆”的方式，并不为大多数人接受，况且，大多数人也花不起这个钱。最终，郑冰只好尝试在协会内，通过动员一批会员，提供兼职的、公益性的服务。当然，有条件的老人们（或其子女）出一些钱，给志愿者一些补助，以期实现养老服务的盈亏平衡。
志愿者并不难找。村里很多不再干农活儿，又闲不住的村民，很想找点儿事做。2012年，协会经过动员，也发动了一些年龄较大、愿意服务老人的村民。不过，好事儿并不好做。在村里，上门服务就不免要介入到老人的家庭关系中。例如，有一户村民，家庭关系不太和睦，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在外面。女儿不放心老人的生活，愿意出钱赡养老人，而两个儿子则不愿意出钱，也不愿意亲自照顾。
类似的情况千差万别，农村养老服务的挑战还很大。而所谓的志愿者，也并不固定，多数是处于农闲时期的妇女，很多志愿者的家人，并不同意，认为这是伺候人的活儿，吃力不讨好。所以，郑冰的居家养老的服务，始终在磕磕绊绊中，艰难地尝试着。
都说养儿为防老，对于大多数留守老人来说，靠儿子养老并不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压力大于城市。农村老人特别是留守老人，缺少经济来源，又面临着文化生活匮乏、缺乏精神慰藉、医疗水平低等诸多难题。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已经达到2.6亿，他们的父母，都留守在农村，留守老人占农村老年人口37％。这就意味着，每三个农村老人中，就有一个是留守老人。相比城市，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高，农村老龄化的速度更快。2011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全国农村老龄问题高峰论坛上透露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已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
养老不能靠儿子，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又养不起，数量庞大的农村老人，如何养老仍是一个艰深的命题，需要寻求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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