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网Cye.com.cn】按照经济历史学家钱德勒对大企业的定义，中国没有大企业。在他的《大企业国富论》和《看得见的手》两本经典着作中，“大企业”是管理制度的创造者、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产业技能体系的创造者。
无论我们对中小企业有怎样的浪漫情怀，美、德、日、韩的发展道路显示，只有大企业才能管理好现代产业中的复杂技术，才能满足现代产业的大规模、高额投资要求。
值经济转型之际，中国怎样发展大企业？这是一个全社会都必须关注的制度建设问题。
“管理资本主义制度”(managerial capitalism) 与现代大企业相互激荡生成。研究美国从1840到1980年之间百年兴盛，钱德勒得出上述的结论。从19世纪末美国铁路年报着手，钱德勒让我们看到大企业是个“必要的恶”。
首先，在汽车、石化、电子等现代大工业中，只有大企业才有资源和能力开发复杂技术和担负高额投资风险。其次， 只有“管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支撑技术与资本扩张的逻辑。
新制度带来三大变化：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企业由专业经理人运作；企业通过多元组织结构（M型）实现垂直和横向扩张。它们帮助大企业实现了现代产业的三大经济效益：规模、程度和速度。
在自我扩张的同时，大企业也对社会做出贡献。它是产业知识与组织能力的培育园圃。像大河水系的主干和支流系统一样，大企业与上下游企业构成以知识与技能打底的商业生态环境，造就了一体化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系统。
历史表明，发展大企业必须同时考虑它们对制度资本的贡献，必须防止它们内分泌失调，疯长为一个自肥自利的经济怪物。
理解了管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逻辑，我们来看看在不同地域、文化、时期等条件下，各国的样本，以及对中国大企业的启示。
美国大企业，其发展史体现的是一个“竞争”版的“管理资本主义”。这里的竞争要点在于政府职能部门和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全球各国没有比美国更加完善的反托拉斯法、公平竞争法。也只有美国真正祭出法典，拆散包括贝尔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内的大企业。钱德勒发现，这种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竞争源自美国社会年轻的历史。因为年轻，投身于政府和企业管理活动中的社会精英存在着陌生、猜忌和话语权竞争。假如忽视历史的细腻磨合过程，美国式的竞争常被误解为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模式。其实，它是公共机构与市场企业之间矛盾、斗争、磨合的产物。中国大企业的发展也需要放到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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