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方核心供应商把持中国互联网核心设备
思科在IT领域的“江湖地位”可谓人尽皆知：经营范围几乎覆盖了网络建设的每个部分：组成互联网和数据传送的路由器、交换机等网络设备市场几乎都由思科公司控制，互联网上近80%的信息流量经由思科公司的产品传递。思科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网络领导者，思科公司在其进入的每一个领域都成为市场的领导者。思科公司在全球拥有35000多名雇员，思科公司年报显示，2012年全球营业额超过460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更是其重要的增长点，2012年增长率达到了17%，远超其在全球市场6.6%的销售增速。思科中国市场的利润贡献占到思科整体利润的30%，仅次于其在美国本土业务的45%之后。
在互联网设备市场的领导地位也让思科成为了美国军方的重要合作伙伴，几乎参与了美国军方所有网络建设项目的研发和生产，作为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通信设备和网络技术设备主力供应商。思科在2006年美国115个政府部门参与的一场“网络风暴”的网络战演习中，是重要设计者之一。美国军方也有可能借助这种合作掌握思科设备的大量核心数据，而棱镜计划的曝光，进一步印证了这种猜测——思科是美国军方网络战背后的技术提供者乃至直接参与者之一。
但就是这样一个与美国军方关系紧密的思科，却同时掌握着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命脉：据媒体报道显示，思科参与了中国几乎所有大型网络项目的建设，涉及政府、海关、邮政、金融、铁路、民航、医疗、军警等要害部门的网络建设，以及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基础建设。中国电信163和中国联通169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骨干网络，两者承载着中国互联网80%以上的流量。但在这两大骨干网络中，思科占据了70%以上的份额，并把持着所有超级核心节点；在金融行业，中国四大银行及各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中心全部采用思科设备，思科占有中国金融行业70%以上的份额；在民航，空中管制骨干网络全部为思科设备。
其实，华为和中兴在印度和美国不断以“安全”为由被封杀已经给我们敲响了网络信息安全的警钟。从企业技术储备上来看，目前我国的通信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水准，本土企业完全有能力承载网络的全面建设和安全运营。中国应该借鉴学习美国、印度的一些做法，在未来信息产品设备的采购方面，要有防范意识，侧重国内企业。另外应联合华为、中兴等在美受阻企业，全面梳理美国阻击其产品的具体做法和法理依据，尽快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业务网络核心产品替代战略”。
虽然思科很快就做出了官方回应，称“棱镜”不是思科项目，思科的网络没有参与此项目。此外，该公司强调没有在中国或世界任何地方监控普通公民或政府部门的通讯。
但这种回应很难在短时间内挽回使用者的信心。特别是在贸易摩擦不断增多，贸易保护重新抬头的今天，思科在中国的日子将越发难过。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此前，美国政府及媒体，频频指责中国企业和黑客组织威胁其国家安全。而此次的“棱镜”秘密情报监视项目风波凸显了美国“偷窥”本质，也将其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的双重标准彰显出来。
而此类事件反映的深层次问题还是贸易的问题，本质是后金融危机时代贸易壁垒的升级版。“往往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程度的开放，金融危机则带来贸易保护主义，真正幕后的东西都是一些经济体之间的较量，原来的关税壁垒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程度。”
就在思科在华业务出现裂痕的时候，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也显露出疲态。特别是在与华为的竞争中，因为价格和创新投入等方面的劣势，让思科一路败退。
尽管思科通讯的设备质量仍然非常先进，但思科自身过大的并购步伐、主业稀释、组织臃肿等问题，思科不得不逐渐退守核心领域。
早在2002年，思科就以知识产权侵权为由起诉华为。但这并未阻挡华为的脚步。在运营商市场上，华为和中兴凭借渠道与销售优势，积极抢占份额，并进军高端路由器市场，导致思科不得不退守路由器和交换机这两大核心业务。
而到了2012年底，华为突然在美国遭到调查，美国方面声称“华为中兴可能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让华为和中兴难以在美国市场立足。而思科这次又站在了美国政府的背后。
虽然思科在贸易保护的庇佑下暂时守住了利润最高的美国市场，但华为、中兴凭借低价、性能不输给思科的产品品质，正在发起冲击。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增加的背景下，贸易保护成为各国政府博弈的主要砝码。
此次“棱镜门”事件，将让更多的国家建立完善的审核监管体制，加强国家通信安全建设。届时由思科一家独大的局面将会改变，华为、中兴进一步扩大业务版图的机会也显现出来。
大数据时代的双刃剑
曾有专业人士指出，大数据其实是把“双刃剑”，而“棱镜”计划的泄露也间接性的正式了这个说法。
“棱镜门”搅动云端
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监控美国9大互联网企业的活动，引发欧洲各界的不安，担心保存在美国服务器的资料是否安全，欧洲云计算市场或因此引来加速发展的契机。
早在去年，法国政府已经投入1.5亿欧元资助当地的云服务提供商Cloudwatt和Numergy，让法国能够不经美国企业之手独立处理网络资讯。
德国更打造“云端服务：德国制造”项目，向当地企业提供服务。有欧洲当地律师表示，通常资料传到美国会经由美国企业的云端设施处理，对此用户不免心生疑虑，担心美国当局秘密取得资料。
今年年初，美国新出台的立法规定，美国情报部门能够在无搜查证的情况下，监视存储在美国境内计算机系统里的一切信息。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电脑用户上传到云存储服务端，例如苹果的iCloud和谷歌的CYE云端硬盘等服务器的私人信息能够被美国政府无条件获得。
欧盟司法委员雷丁近日致信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要求美国就其秘密情报监视项目向欧盟作出解释，并担忧美国当局可能大范围监听欧洲公民的私人信息。
有消息指出，欧盟委员会正在推出一项数据保护法令，包括加强对第三国公司数据保护的监管。该法令已辩论了一年半，各成员国政府的支持意愿并不强，“棱镜门”事件或有助于该法令获得更多支持。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互联网获得个人信息，首先得归功于云计算时代。如今大量用户数据不再存放于个人电脑中，而是在云服务提供商手中。
当下，各国对于云计算技术的应用持续升温，虽然欧洲云计算的基础设施发展比北美市场滞后一些，但增长趋势强劲。
有分析人士表示，“棱镜门”事件反而将成为推动欧洲云计算市场发展的助推器，各国也将加强网络数据安全保护，特别是“云安全”市场将出现爆发式增长。
学者提出五质疑
克劳福德的文章认为，大数据是当前的时髦术语，但人们是否能依靠海量数据揭示人类行为的规律仍值得怀疑。她针对大数据理论从五个方面提出质疑。
第一，大数据中存在偏见和盲区。大数据的倡导者认为，“有了足够的数据，数字就可以自己说话”。但克劳福德认为，数字无法自己说话。不论其规模有多大，数据集归根到底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而大数据的工具并不能使人们摆脱曲解、隔阂和错误的成见。当大数据试图反映人类所生活的社会化世界时，认清这些因素就尤为重要。偏见和盲区存在于大数据中，从大数据得出的结论并不比人为的意见更客观。
第二，大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城市变得更加智能和高效，但具体效果如何取决于市政官员对数据及其局限性的了解。克劳福德称，大数据的倡导者认为，“大数据将使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智能和高效”，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但另一方面，数据在生成或采集的过程中并不都是平等的，大数据集存在“信号问题”即某些民众和社区被忽略或未得到充分代表。因此，要想运用好大数据，市政官员必须对数据及其局限性有充分了解。
第三，大数据可能导致基于群体的歧视。大数据的倡导者认为，“大数据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不会厚此薄彼”，其理由是，原始数据的分析是在大规模水平上进行的，因而避免了基于群体的歧视。但克劳福德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大数据能够作出有关群体不同行为方式的论断，而且其使用的主要目的是把不同个体归入不同的群体中，因此大数据不仅不会避免群体歧视，还可能加重这一趋势。
第四，隐私泄露是CYE大数据应用中的重要问题。克劳福德认为，大数据的倡导者关于“大数据是匿名的，因此它不会侵犯我们的隐私”一说大错特错。尽管许多大数据的提供者尽力消除数据中的个体身份，但身份重新被确认的风险仍然很大。鉴于利用大量公共数据集可以推断很多信息，这使泄露个人隐私成为“日益严重的担忧”。
第五，大数据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但不可断言“大数据是科学的未来”。克劳福德称，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只能统计某件事情发生的频率和相关性，但不能得出因果关系。将大数据策略和小数据研究相结合也许是更好的科学研究途径。
库克耶和舍恩伯格也认识到了大数据理论的一些内在瑕疵。在《大数据的兴起》一文结尾，两位作者表示，大数据是一种资源和工具，它的目的是告知，而不是解释；它意在促进理解，但可能导致误解关键在于人们对它的掌握程度。他们认为，人们必须用一种不仅欣赏其力量、而且承认其局限的态度来接纳大数据。
在“大数据”时代之前，民众可以以保密的方式来保护隐私，但今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就透露了隐私。而这就要求那些保存和管理信息的企业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应该成为一种新的隐私保护模式：政府不应假定消费者在使用企业的通讯工具等产品的时候主动透露了自己的隐私，就意味着他们授权企业使用这些隐私。“大数据”呼唤“大安全”。力量越大责任也越大，现在是那些作为“大数据”时代弄潮儿的大企业和政府部门负起他们的责任，构建一张更完善的安全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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