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人仇富、仇官心理愈来愈强烈，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有些地方的富人和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激化，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经过深入分析发现，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仇官，其实人们仇的不是富，而是不公：仇不是官，而是是腐！比如，有钱人用钱可以上好学校，穷人没钱择校，有钱人挤压了穷人上升的通道；富人多生孩子，交了罚款了事，穷人没有钱交罚款，就只能到怀孕七个月也得被引产。而更多的平民仇的不是富，而是富有的机会。有钱什么都可以买，文凭、官职、就业、甚至是法律文书，本来是穷人的指标被他们通过花钱买去了。
毋庸置疑，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贫富差别已经过了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社会动荡。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中国，有80%的财富被20%的人占有，而80%的人只享有20%的财富资源。
贫穷差距悬殊，是产生仇富心理的起因之一，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中国人仇富的真正原因。中国人仇富的真正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富有的“精英们”的财富来路不明，社会责任感不强，缺乏爱国心和同情心，公众形象和综合素质极其低下。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富人财富的来源。我曾对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富人进行研究发现，在1988至1998年期间发家的商人当中，有60％的人都是抓住企业改制的机遇，通过“暗箱操作”购买国有、集体资产而暴富的。
看看买断国有、集体企业产权的老板，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原来的企业领导，那些领导如果单靠他们的工资收入，买得起厂？一方面，他们在企业当领导时，贪占、挪用、受贿，积攒了CYE部分资本。另一方面，他们（包括其他买厂的）与政府官员勾结，把一个值几千万、几个亿资产的企业（包括土地使用权），他们用几十万、几百上千万就买到了手。不说生产，光说转手到卖土地就是几千万元甚至几个亿的利润。
企业改制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只是由于缺少监管，或者因监管者也想发财，结果只能是苦了广大的贫苦工人弟兄。有些企业改制后，几千上万的工人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大多数下岗职工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打工吧没人耍，体力活做不动，上有老下有小，还要自己交缴医保和养老金，生活压力不堪重负。
事实上，各个国家都会面临民众贫富差距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但是，美国民众对富人的态度却并远没有像国内这样对立，甚至部分富人还成为了全民偶像。近期，美国某机构公布了2011年100家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排行榜，苹果CEO蒂姆·库克以3.78亿美元的年薪高居榜首，折合人民币24亿元，至少相当于苹果公司在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一家新企业园区的全部投资、抑或是苹果代理生产商富士康一个工人6万年的工资总额。就库克本人而言，可谓是苹果公司的拯救人与掌舵者。
库克初进苹果公司之时，这家IT企业的运营正可以用“一团糟”来形容，并饱受内耗损失之苦。库克到任后即凭借自己出色才能提高了苹果的库存周转效率，并主张跳过中间零售商自建“苹果零售店”。可以说，苹果今日市值的飙涨，与库克本人的能力和睿智息息相关，他有足够资本获得相应的高薪。
以此观之，在美国即便是一个打工者也有成为大富豪的机会，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让公司市值提升，老板就愿意与管理者利益均沾。而且，库克造富成功并非具有排他性和偶发性，在自由流动的经理人市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耀眼的CEO，他们的机会是均等和公平的。恰因此，即便库克拿到了天价高薪，也不会遭致多少非议，反而会有更多拥趸竞相跟随其努力攀越的足迹。
更进一步讲，美国既有个税制度不仅起到了削峰填谷、反哺民众的作用，而且较高的遗产税税率也削弱了财富在代际间的传承能力。良好的税制环境安抚了贫富阶层间的对立情绪，且强化了凭借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社会理念。
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效率已经取得了骄人成绩，资源公平配置当得到更多关注。政府部门在督促富人们反哺社会的同时，也应当通过对相关制度构建的拾遗补缺，让民众获得更加广阔和公平的创富阶梯。
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是很多商人和官员一夜暴富的捷径。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商界依托官商勾结一夜暴富的人大有人在，因官商勾结而“落马”的企业家举不胜举。企业家因官商勾结而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更为鲜明和独特的中国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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