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5日，李铄坐在自己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门后面装满了工作垃圾。本报记者 韩萌 摄

　　李铄的命运被这样改变了。

　　5年前，出身安徽农村的他高考落榜。他将希望寄托于民办高校。在交付了高昂的中介费后，他被骗入了一个北京的自考班。退学后，李铄亦投入招生代理。

　　多年来，他在边缘社会跌打滚爬，他骗过人、拼过命、被拘留过，如今他仍想向主流社会靠拢。他创办公司想帮助大学生创业，但是招生代理这一容易获得利润的业务，李铄仍不舍得放弃。即便这项业务早在两年前已被教育部叫停。

　　李铄变疯狂了。

　　24岁的他在今年3月开办“疯狂创业”公司。10月5日，在公司的路上，李铄一边驾驶着雪佛兰，一边打电话给公司的营销总监，要求他在北京各校论坛发贴，称自己公司的幕后老板是疯狂英语的老总李阳，该公司总经理李铄是李阳的弟弟。

　　“一定要炒作，要出名，才能吸引风投。”李铄想做民办高校学生创业培训基地，要做创业培训中的“新东方”。在他的规划蓝图里，争取第四年，让公司能够上市融资。说话时，李铄闯了一个黄灯，“我爱赶在红灯前的最后一秒。练车技嘛。”

　　这个1982年出生于安徽草沟镇一户农民家庭的年轻人，只有高中学历，在北京的一个自考班学习了2个月退学，开始创业。

　　“就瞎折腾吧，不折腾明白了，他不会罢休。”在二姐眼里，李铄就是一头“犟驴”。

　　李铄其实并不是一头简单的“犟驴”。他一心想向主流社会靠拢，但在5年前，当他被一名民办高校的招生代理欺骗之后，边缘社会的印记便深深烙在他的身上。

　　吸引创业学生　投身违规“产业”

　　李铄的公司给学生作创业培训，所允诺的工作多是“出售打折机票”、“给民办高校做招生代理”等

　　从3月至今，有28名想创业的大学生来“疯狂创业”接受培训。他们每人交付给李铄2800元培训费，得到允诺：李铄将帮助他们成为“老板”。届时，李铄将提供相应的创业项目，以及部分启动资金。

　　两星期的培训后，这些大学生很快得到项目。它们是：“出售打折机票”、“贩卖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给民办高校做招生代理”等。

　　大学生们无论做哪个项目，所得利润，李铄的公司都会和他们四六分成。

　　公司的营销总监谢春华透露，其实公司现在很难靠经营“大学生创业培训”获得理想效益，目前公司运转主要还靠上述的那些“副业”。

　　而给民办高校招生，赚取劳务提成是谢春华口中的主要“副业”。李铄“培训”的大学生几乎每个人都会选择做这个项目。因为给民办高校每招收一个学生，可获得千元以上的提成。这些来创业的大学生无形中成为了被李铄聘用的招生代理。

　　给民办高校代理招生，李铄已经做了4年。自从2005年教育部发文，禁止民办高校委托中介招生，招生代理一行便被彻底的边缘化。“现在各个学校更能以各种名目克扣费用。加上招生代理依旧多如牛毛，竞争很激烈。”

　　“疯狂创业是我的一个理想，但理想与现实不一样，为了公司生存，一段时间内我想我不会离开这个行业。”

　　命运两度打击　好人没有好报？

　　高中毕业被招生中介骗，父亲搏斗劫匪去世，这两件事让李铄走上人生分岔点

　　2002年8月19日，是李铄人生的分岔点。高中毕业的他，被一名招生代理带到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交学费时，李铄眼瞅着这名代理从中抽走1500元中介费。而直到上了几星期课时，李铄才发现，自己上的是一个成人自考班。“之前代理跟我说，6800元就可以上民办高校。”

　　那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于12月颁布，但多数人对“民办”、“自考”、“合作办学”、“公办民校”等概念都不了解，“我与当时很多的高考落榜生一样，什么都不懂。那时，只要你给他发一张通知书，这些高考分数不理想的学生就感激涕零了，哪还管学校是什么性质的呢。”

　　李铄这6800块钱全是10块、5块的小票，厚厚的一扎被李铄母亲放在其父亲军装的夹领里，外面用缝衣针缝了一圈又一圈。“我父亲不吃不喝打工一年只能赚6000元。”

　　在皖北农村一个贫穷的村庄里，李铄父母都以务农为生。家中还有两个姐姐也在上职专。为筹措高昂学费，李铄卖报纸、送早餐、打钟点工、做家教、发传单，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同时接了8份“活”。

　　另一个打击在2个月后击中李铄。李铄父亲搭坐运煤车，在从南昌回安徽途中遭遇抢劫，搏斗时被歹徒用钝物打死。

　　得知消息后，李铄顿觉“天塌了”。他记得，最后一次和父亲在一起，是两人挤在徐州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父亲陪李铄去他们向往中的民办高校。两人挤在厕所边。李铄至今记得，父亲褪了色的军装散发着浓烈的汗水的酸味。

　　“我一直相信好人有好报，可父亲的死推翻了我这个想法。”李铄父亲生前好友很多，葬礼上来的却很少。一个自称父亲战友的告诉李铄，只要给他一万块，就可以给父亲办一个见义勇为证明，拿着这个证明就是烈士的家属了。

　　当年11月，母亲改嫁。两个姐姐相继退学嫁人。

　　李铄也退学了。他开始从事北京和老家农村的倒卖生意。先是倒卖手机，3部手机赚了600元。此后，他倒卖过车票，卖过“证书”，做过电话营销员，送过快递，在非典时期贩卖口罩、手套、板蓝根……

　　在同龄人过着无所事事、花前月下的“幸福”生活时，李铄奔波于火车站、汽车站，不停地贩卖着自己的“生计”。

　　“所以没什么也不能没钱，80%的悲剧都源于贫穷。”贫困中，李铄想到了做民办高校的招生代理，“当时觉得做代理真的很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