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万提成缩至2元　“我骗得没他们狠”

　　李铄为招生公司做代理，被公司克扣提成，自己没有赚到钱

　　利用在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积累的人脉，李铄很快找到一名有多年招生经验的代理。他传授的经验让李铄大开眼界。

　　“那些招生代理们的招数无非就是，老乡拉老乡，朋友拉朋友，学生拉学生。然后把民办说成公办，自考说本科，就业说成包分配。”李铄说，在北京做民办高校的招生代理，学校只在乎能否招来学生，哪怕是通过传销、绑架、胁持、诱骗的方式招生，“只要招来学生，他就给你钱。”

　　在一家“明智求师”的招生公司，李铄交了98元的代理费，获得一大堆招生简章，以及一张空白的“招生委托书”，然后回老家泗县招生。

　　那年恰逢“非典”，出入省市已被严格控制。快到县城时，有人查扣北京方向来的车辆，李铄扮哑巴，逃下车，步行回村，“走了30多里，背上那80多斤的招生简章仿佛像座山。”

　　由于被村民举报，李铄为逃避隔离观察，连夜骑车回到县城。他花80元，租了间门面房，从朋友那借来了一张沙发、一张桌子，装上一部电话，在门口扯起一面横幅，“北大、人大等北京36所高校联合招生”。

　　那一年，李铄借鉴其他代理的经验，决口不提自考，只谈北京的发展与机遇、大学生活的美好、软硬件设施的完备，一口咬定学校是百年名校绝对公办性质，找一些学生或老师做托。

　　最后他给“明智求师”招了73名学生。按1000元/人的提成，李铄可收入73000元，但结到手的劳务提成却只有2块钱。

　　公司的解释是，李铄招的那些学生和其他代理之间有重合。后来李铄才知道，招生公司常用此借口扣除中介费。“不可能有冲突，我是最早把学生资料传给公司的。没赚到钱，是因为我骗得没他们狠。”

　　火拼江湖　用命换钱

　　在赚钱的道路上，李铄决定自己成立公司，同时也要面对很多风险

　　吃亏后，李铄意识到“与生存相比，道德与尊严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决定自己做招生代理公司。

　　2004年6月，李铄联合好友苏兴旺、王立新，集资5万元，承包了“明智求师”公司的沙河分公司。李铄认为“明智求师”的运作模式太陈旧，他有更好的生财之道。

　　“明智求师”只雇用招生代理，然后由招生代理出去招生。而李铄则允许这些招生代理再去雇用招生代理，“其实一线招生的代理赚的是小钱，招代理的公司赚的才是大钱。旗下代理越多，公司赚钱越多。”

　　一个月后，李铄以17万的价格将总公司盘下。

　　而公司刚一开始就遭到麻烦。公司原老总与各民办高校打招呼，克扣李铄劳务费。“学校说我招的许多学生和别人冲突了，而且很多学生没交学费，本来是100人，学校都咬定是50个，我没办法。”

　　立交桥下，李铄和原公司老总各拉来众多帮手，准备火拼，在朋友说和后，以五五分账了事。

　　在这样一个边缘地带混，李铄明白“钱都是用命换来的。”

　　2005年8月，李铄做“计划内指标”的招生业务。“只要给钱，分数再低也能保证进大学。”

　　“代理会问学生家长要七八万，”李铄拿走5万，将其中的3万5交给一个杨姓朋友，“他能拿到公办高校的计划内招生指标。”

　　但随后，杨某拿到钱就消失了。家长们逼着李铄要钱，什么手段都使了出来，差点酿成大祸。

　　铄石能成金？

　　李铄做招生中介被警方拘留，经历打击后，他明白人生必须要知道害怕，才能本分地活着

　　李铄床头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西装革履的他站在吉普捷达王边上，一张是留着“青皮头”的“犯人照”。去年6月24号，李铄被押往山西古交市看守所。当地警方认为李铄涉嫌该市一起高招诈骗。

　　李铄旗下一名代理在古交曾以六万元的价格兜售“计划内指标”。其中有4名受害学生家长在交了6万元钱以后，到校注册，发现并没有自己孩子的录取信息，于是报警。李铄和3名公司股东被抓。

　　“那段时间，老是失眠，一宿一宿的，眼里全是血丝，针扎似的，头疼欲裂”李铄说，“当时一闭上眼，就感觉四面全是青灰色的墙向我逼来，那墙高不可攀，四面挤压着我，越来越紧。我才24岁啊，要一辈子就呆在这里了吗？”

　　李铄给二姐的信中说，人必须得知道害怕，才能本分地活着，我现在真的知道什么是害怕了。

　　拘留所中，李铄等人待了30天。在李铄二姐与其他三名股东的亲人向学生家长“交还”了24万元“指标费”后，李铄等人得以“取保候审”。

　　从看守所回来以后，李铄每天睡觉前都要做祈祷。“我现在只想信点什么，让自己的心情尽可能的平静。”

　　但李铄并没有放弃招生代理的工作，新成立的公司把这个当成主要的“副业”之一。

　　11月，某个秋日的午后，“疯狂创业”公司里，播着李铄向全体员工推荐的歌———刘欢的《在路上》。他要求每个新员工学习，每次开会都要集体高唱。歌中那句“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路上的心酸已融进我的眼睛。”曾深深打动过他。

　　□本报记者 黄玉浩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