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男人的第一本启蒙小说中，《水浒传》大概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以至于俗话有“少不看水浒”之说。最近我耐心看完电视剧《水浒》，很是有感慨，有位社会学大师叫韦伯，写了一本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心意思是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清教有关，正是清教某种“节俭而禁欲”，视赚钱为弘扬上帝光芒的精神，使得小打小闹的商业活动上升到企业家精神，从而实现了西方国家发展的“突破”。

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从规模与数量上讲，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企业家？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不能够大发展？一部《水浒传》可以说作了最好的解释，因为集市贸易要上升为市场经济，关键在于组织的强大与制度对利益的保证，而建立强大的组织与制度，背后是组织凝聚人心的文化，以及制度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正是在这一点上，《水浒传》形象地刻画了中国组织文化与制度的基本，那就是“兄弟情义”与“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江湖文化。

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能够聚在一起，官逼民反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个“义”字。从七位好汉劫了“生辰纲”上梁山开始的晁盖时代，讲究的是“聚义”，强调的是“兄弟之义”，在这里，义其实是一种“准血缘关系”的合作方式，这种合作方式有时甚至超过血缘关系,《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三结义”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所谓“聚义”，讲的就是大家以兄弟相称，组织中的“大哥”便是领导，然后以“兄弟的大哥也是我大哥”的逻辑，来依次实现组织管理的权力分配。

宋江上山是水泊梁山的第二阶段，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兄弟结义”上升到对接“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忠”，其实就已经让梁山文化招安了，后来真正离开水泊进入官军之列，不过是这种文化的具体实现而已。因为“聚义“是一种民间草根性的组织形态，是一种“不分好坏，只分情义”的组织合作方式，但“忠义”则就不同了，“忠”往往是与“君”联系在一起的，“义”的前面加上了“忠”，就表明了民间草根的兄弟之义，要上升到官方“替天行道”的“社会之义”。

也正是从“聚义”改为“忠义”开始，梁山阵营其实已经分化成两个体系，一个是以李逵、武松、鲁智深、阮氏兄弟等为代表的草根体系，这个体系的目标是“兄弟快活”，另一个是以卢俊义、杨志、呼延灼、关胜为代表的旧官员体系，这个体系的目标是“为国尽忠，清史留名”。应当说，强调“快乐吃喝的兄弟聚义”对草根阶层足够，但要想招纳一些在社会上有足够名誉与地位的“体制内好汉”，没有“替天行道”的“忠”是不行的，所以宋江招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追求，而是一百零八将中“离开体制内”的那些失意者，要重回主流社会的追求，而没有这种追求，梁山短时期之内要招纳那么多人是不可能的。

宋江应当说是这两个阵营中间的核心人物，也是这两种“义”的平衡者。“仗义疏财及时雨”的名号，清晰地表明了中国社会组织凝聚的文化传统，那就是要想形成大型组织，最重要的是“人心”，而人心中，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财富分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反过来，那些受到过帮助的人，不仅未来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且要传播这些仗义疏财的义举，从而形成一个鼓励帮助弱者，打击欺压弱者的江湖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县城的押司宋江，居然能够在江湖拥有如此巨大的“品牌号召力”的原因。一部《水浒》，讲清了中国创建与发展组织的文化基因，那就是“情义文化”。

现在我们来看水泊梁山的制度体系。梁山也是有制度的，有专门的人与专门的“军法”，还有带有赌注性的“军令状”，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制度服从于“义”与“忠”。作为政府官员的宋江放跑晁盖等人，反而赢得一片喝彩，便是江湖文化中“制度与情义”孰轻孰重的最好说明，这种草根文化深深地渗透于每个角落，甚至宋江犯罪发配，都没有人愿意执行，弄得宋江只有自己执行自己的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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