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的SNS，创业咖啡馆，创业培训教育，创业训练营……除了“风险投资”这一围绕创业的商业模式外，当下正衍生出来一系列配套和辅助的服务形态，创业的商机正在勃兴中，以创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正初具雏形。

　　越来越多市场化的力量，尝试着在创业生态圈的构建里找到机会，客观来说，也为创业和创业者提供着越来越便宜的“水电煤”。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人人都是创业者、鼓励大学生创业，究竟是启迪，还是误导？创业者可以批量制造吗？各式各样围绕创业的商业性开发，会否导致过早“收割”这个正在生长期的新事物？

　　在孙陶然看来，国内刚刚兴起的各式各样的创业服务，对创业者绝对是有帮助的，但是“过度服务有可能就会扼杀创业者的市场感觉或者创造力”。

　　比如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将创业者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分别施以“加速”、“助跑”、“企业家”三种不同孵化的做法，柳传志倡议的“联想之星”针对CEO的实战课程特训等，在孙陶然看来都是不错的尝试。

　　但对于一些为创业者提供诸如注册、工商、税务等方面的服务，他却不以为然，“对创业者来讲，这就是你想创业的第一项修炼，没必要被省掉。”

　　孙陶然也在琢磨，如果半年后自己再出现在类似的创业大赛上，他要呼吁“创业要回归本质”，“创业就是自己的事，它只是事关你和你的用户。就像修行，需要静下心来，专心地做。”

　　施肥催长

　　悄然被改变的生态圈

　　孙陶然本人称得上是“连环创业者”，曾参与创办若干公司。

　　他在二十多年里做过六个不同的行业，其中创建了三个企业，如今的拉卡拉还在路上。

　　“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创业时没有谁来投资，也没有想过融资，就是自己单纯想着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起来。就这样，中国不也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吗？”孙陶然有些感慨。

　　确实，中国的创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不仅仅是创业者来创业，各种各样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也正在参与到创业里面，“如果说20年前大家都是拿自己的Cye一些积蓄或者自己跟亲朋好友借的钱创业，现在所有的创业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资本深度介入”；同时，大家对于创业成功的渴望，对成功速度的希望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十几年前，我们心里想的可能是我用5年、10年、15年的时间把企业做到一定规模，现在的创业者上来就是能不能用3年、5年的时间就把企业做上市。”

　　以前20年才会成就一家大公司，现在按照雷军说的，只需要9年。

　　孙陶然有些担心创业热潮中已经显现的浮躁气氛，“创业者恨不得第1年准备，第2年路演，第3年上市，投资人则希望3年就获得几十倍的回报”。在他看来，以上市为目的的创业，不可避免地在经营上都会趋于浮躁。

　　置身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中，任何新生事物难免不会染上“急功近利”的病。创业和围绕创业的产业链成长，亦是如此。

　　让孙陶然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和前年，尤其是团购最疯狂的那会儿，一个公司刚成立就可以估值几亿美元，真的让像他这样的早期互联网创业者有些“情何以堪”。

　　资本的介入，外界的助力，对创业者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对于创业者来讲，最重要的不是钱。能否创业，取决于你的产品，取决于你的买卖能不能做起来。很多创业者花太多时间去找投资，事实上有些本末倒置。”孙陶然认为，投资对创业的影响力已经被神化。

　　而大量风投资金涌入企业创业阶段，其施肥催长的方式，正悄然改变着创业的生态环境：资本蜂拥而至，迅速培植领先者，市场留给创业公司生存的时间越来越短。

　　2004年，中国创业公司的平均存活时间是3.7年，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下降为2.9年。在中国，可以活到3年以上的企业不到10%。

　　已经做天使投资七八年，身为北极光创投团队一员的杨磊，现在负责北极光创投牵头的中美孵化器项目“创源”。他颇有感触地说，“做天使投资很难，做创业孵化器很难，要有非常的耐心”，创业企业常常会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候，就像“黑夜里走钢丝”，陪伴他们要“耐得住寂寞”。

　　“如果不是在当下某个点上，而是放在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坐标轴上，这是创业产业链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计越说。

　　从为草根创业者提供服务，到将创业者分为不同阶段“因材施教”；从政府主导各地的创业孵化器，到更多民间力量参与其中；从第一二代的企业家这些纯粹商界的力量，自发的“反哺式”地投身创业服务，到学界力量的“参战”……事实上，这已经是螺旋式上升的嬗变。

　　中欧创业中心执行主任、创业学兼任教授李善友乐观地相信，创业产业链从“大乱”必然走向“大治”，眼下有Problem（问题），但是Nice Problem（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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