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尽管付出了努力，但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香港，在创建高科技创业社区方面，都没有太多值得展示的成果。新加坡的商学教授无法在新加坡找到一家像谷歌或者苹果那样大规模上市的、成功的高科技初创公司。而在香港人看来，购买高科技初创公司的股票跟买彩票别无二致。
在硅谷流行的一系列价值观中，有三个方面很重要：不指望立刻获得投资回报、为了引发大规模的产业革新而承担风险，以及在知识和智力上的谦逊态度。然而，在这些创业社区不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则存在与之不同的价值观。这是构成那些地方创业社区不成功的原因所在。
在新加坡以及香港，父母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政府部门或投行某一份差事。例如，在新加坡，很多任职于政府部门或者投行的工作人员每年都能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薪水以及大额养老金。在这里，连小型公寓以及单元公寓的租金都高得离谱，假如在其他地方任职，怎么能支付得起天价房租呢？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房地产成本十分高昂，迫使当地人做出其他经济决策。例如，人们在大学毕业之后，一般都会继续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直至结婚、能买得起住所为止。所有这些都强调了挣取高工资且承担低风险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创业愿望受到抑制。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加坡和香港的高科技创业活动中鲜有成功实例。在这些不多的成功案例中，创业者或投资者还往往出生在海外。Bubble Motion是新加坡一家非常成功的初创企业，它为Twitter提供语音服务，并在印度、菲律宾等国获得了迅猛发展。新加坡电信有限公司(SingTel)是该公司的最大投资人之一，其首席执行官是位来自加州的美国人，拥有高科技背景的CEO。他之前已经有过五次创业经历。
而在香港为数不多的高科技创业成功案例中，由萧逸(Yat Siu)创办的网炫公司(Outblaze)就是其中一个。萧逸出生于奥地利，他是在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辍学之后，创办这家公司的。
我从香港及新加坡地区缺少成功的创业社区所汲取的教训就是，政府没有为初创企业创造诞生的环境。这个教训可以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首要的是，当地文化必须与初创企业对口；否则的话的话，政府应该找到更佳的花钱方式。
可以肯定的是，设法吸引支柱企业是可以做到的。例如，为了吸引IPG Photonics公司(IPGP)，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牛津市为其提供了税收优惠政策。但是，这家光纤激光器行业的龙头企业似乎并没有带动该地区更多初创企业的诞生，这样该地区的税基也没有得以扩大。因此，如果其他某个地区为IPGP提供更优惠的税收政策，那么这家公司就有可能迁走，并顺便带走其所创造的一切工作机会。
只有当一座城市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创业社区才能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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