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云庭：其实，很多政府基金都是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但实际上得到基金支持的多数是大企业，原因是不少中小企业还没搞清楚申请基金的途径。我的建议是：凡是有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如果想获得政府政策性基金的支持，第一，摸清楚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到底有多少种基金企业可以去申请，比如申请商务部基金的企业必须是出口企业，如果没有出口，是不可以申请的。第二，确定你的企业能够申报项目的基金。第三，确认是否符合申报项目的必要条件。比如，申报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的必要条件就有这么几个：一是企业注册资本金必须超过200万元；二是申请100万元基金，项目承担单位的配套资金必须超过100万元，这一条件在发改委、财政部的基金申请中也都是必要的；三是企业注册时间必须超过2年，所有基金申请都要求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因为这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除了这三个必要条件外，还要考虑项目科技成果的技术含量，有没有产业化的前景，产业化后能否将投资收回，因为政府关心的是投资之后是否最终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能否向国家缴税。第四，所有基金申请都有项目指南，申报项目必须符合指南的要求。

　　记者：那么，如何核定申请企业的配套资金呢？这些基金指南每年会不会有变化？

　　董云庭：现在申请政府性基金采取的最简单的考核办法是，如果你申请200万元的资金，你的净资产必须超过200万元，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实际上一般要求流动净资产超过200万元。

　　基金指南每年都会有变化，这些变化是根据产业发展过程中近期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通常着重于解决共性应用技术问题。

　　记者：政府性基金项目评审中，有没有营私舞弊的问题？防范措施是怎样的？

　　董云庭：据我所知，现在绝大部分政府基金，原则上都是按照专家组的评审结果(通常采用打分的办法)来确定是否给项目申报企业予以支持，按照基金的总量，确定可以支持的项目总数，然后划定一条分数线，统筹安排。应当说，政府部门的人为调节因素已经越来越少。专家组一般由9～10人组成，包括技术专家、财务专家、经济专家、市场专家等，技术专家最多。有足够的专家人数可以防止评审过程中企业私下做工作。另外，为了防止舞弊行为，每年评审专家组成员都会轮换1/2到2/3，也就是说每年专家组都会轮换。除此之外，项目评审过程中采取的另一个防范措施是评审前不让评审专家知道评审对象究竟是谁。比如说有三个专家组，上午答辩评审的时候原本是在第一组的，但到下午答辩评审的时候，可能整体变成第三组了，和原来第一组的评审对象没有关系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作弊。应当说，现在政府基金制定的评审程序和规则越来越规范，评审过程也越来越严格，相关措施也越来越到位。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创业投资

　　记者：上次您在2006ZPARK国际融资论坛上讲过，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创业投资。而现实是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2006年已经吸引了近1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而在投资领域中IT仍是风险投资青睐的产业。境外的风险投资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如此之活跃，为什么我们的风险投资或者说创业投资却如此萎靡不振？

　　董云庭：我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创业投资。就电子信息产业而言，国际上许多大品牌都是靠创业投资支撑起来的，像IBM、惠普、微软、苹果电脑、英特尔、思科等都是靠风险投资快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创业投资1985年开始引入我国，历经20年的发展，中国创业投资尚未从整体上实现突破。据发改委统计，目前全国有400多家创业投资公司，资本金约为600亿元，由于国内尚未出台规范的创业投资法律法规，真正用于创业投资的资金不足总量的1/3。1998年，创业投资曾风靡了一段时间，但从那时候到2006年11月，经历了8年时间，我国风险投资总额尚未超过12亿美元，而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还不算电信产业)规模2006年已达到6000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创业投资实在是太落后了！

　　记者：有国际财务专家分析，资本退出机制的缺乏已经成为中国投资行业的发展瓶颈。此外，中国还缺乏一套全面的关于创业投资架构的法律体系与合适的税务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得不到充分保护，高新技术产业化机制也亟待完善。您怎么看？

　　董云庭：创业风险投资也有一个体制问题。两税并轨的新税法中专门提到创业投资的所得税优惠问题，其中之一是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对创业投资等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实际性问题。为什么我国的创业投资发展不起来？税制不合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美国和欧洲，创业投资或者风险投资资金都是由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由基金管理公司再委托创业投资公司，创投公司实行合伙人制，它是一个非法人机构，就像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不用自己缴税，它投了10个项目，如果赚了两个，赔了8个的话，不会像我们这样，赚了就得交企业所得税，亏损则不管，他们实行的是捆绑计税，按这10个项目的总利润去缴税。而我国实行的单个投资项目计税，给创业投资带来的风险就很大，那谁会干呢？所以说，我们的税收政策以及相应的会计制度是有问题的。我们提了好几次了，但还没解决，据说国家发改委很快要出台一个创业投资法规来解决相应问题。我认为，既然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把自主创新作为基本国策，那这个创业投资问题就应该解决。

　　创业投资对自主创新的作用不可低估。就拿美国来说，美国的IT产业十几年来能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原因就是基于此。第一，它吸引了全球最优秀的人才。第二，高度重视创新和创新环境，像微软中国研究院投入8000万美元搞研发，在3年之内并不给研发人员安排具体任务，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就可以把研发人员最具活力的创新思想发挥出来。而我国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框定时间、内容和要求的，研究人员就围绕着限定的目标转，实际上是限制了创新。第三，风险投资在创新和产业化过程中的孵化器作用。第四，高技术产业化。因此，人才、创新、创业投资和产业化是美国IT产业始终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基本动力。

　　记者：面对中国缺少创业投资的问题，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董云庭：首先应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应该加快融资机制改革，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基金，试行创业投资信托制度，倡导有限合伙制，为创新型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政府还要不断完善和规范资本市场，建立多元化退出机制，建立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的联动机制，将中小企业板、科技板等作为创业投资的主要退出渠道。与此同时，政府要调整创业投资的会计制度和税收政策，促进创投产业加快发展。

　　政府基金应该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记者：政府性基金实际上主要起一个引导作用，既然如此，您认为政府性基金应该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董云庭：我认为政府的各种基金应该解决这样三个问题：第一，基金项目要向企业倾斜，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而我们现在的做法与西方工业化国家恰好相反，我们政府性基金的80%给了科研院所和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企业得到的不足15%。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基金主要资助对象是企业，研究机构可以向企业申请资金。这样做才能有效促进产学研联合。学校也好，研究院所也好，因为它所做的研究成果都是单项的，企业要把它变成产品的话，还必须要有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企业要的东西，研究院所做不出来。而研究院研究出来的东西，企业一时半会儿又用不上。这个矛盾比较大，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向有资金实力和开发能力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研究院所向企业寻求研发合作。因此，必须把国家科技拨款主要对象转向企业。中小企业应该是自主创新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所以必须予以支持。

　　第二，国家科技项目要更多地体现企业重大科技要求。比如说，从所有基金当中拿出30%～50%来重点解决产业发展中亟需解决的关键性、前沿性和共性技术研发。因为靠几百万元没有用，必须拿出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资金来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这样才能有效地拉动产业的发展。因为关键性技术问题一旦解决，势必带动上下游一大批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比如说，我们与其每年花800多亿美元去进口芯片，为什么不自己建一条线？自己建一条线也就是20亿美元。目前政府基金解决的技术问题还谈不上是主干问题，大多是些枝节的问题，所以从基金安排上还要做一下调整。要避免低层次低水平的重复开发。有一点要强调，研究开发有这么几个特点：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但只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研究开发项目，最后才能有高收益。

　　第三，重点向研发型企业投资，发达国家对研发型企业有明确规定，研究开发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在9%以上。我们现在的讲法是创新型企业，我提出一个观点，按照中国国情， 6%比较合适，同时还要加一条，就是销售利润率也必须达到6%，因为光有研发没有经济效益也不行。在我国现有体制环境下，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往往有水分，但是利润涉及缴纳所得税，所以一般不会有水分。向研发型企业投资应该是基金支持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