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例子是银行贷款。这些年中央反复说，银行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可事实呢？中小企业却一直少有人问津。之所以如此，原因也是交易成本。从银行方面看，发放一笔贷款的审贷流程与监督费用大抵相同，假如大企业贷一个亿，而小企业只贷200万，这样每百万贷款的平均交易成本，小企业是大企业的50倍，你说银行会贷款给谁？有人指责银行嫌贫爱富，可银行在商言商，它怎能不计较成本？若从企业角度看，大企业还好说，财大气粗会有银行送贷上门；而那些中小企业则不同，为贷款要四处烧香拜佛，交易成本能不高吗？

　　行文至此，相信读者已经明白，企业选择社会集资不过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是的，由于有交易成本存在，一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不仅上市无望，就是贷款也难于登天。可企业要发展缺少资金怎么办？被逼无奈，所以才有人铤而走险转从民间融资。这次在湘西考察，我听到过不少当地企业家创业的故事。比如福大公司，曾因开发老吉首市和八月楼宾馆享誉湘西；而三馆公司也因建造吉首体育馆、图书馆而名动一时。可惜的是，由于参与非法集资，这两家企业现均已陷入绝境。

　　我这样说，绝不是为湘西企业家开脱。我想说的是，假若当初国家允许企业公开发债，而且又有法律管束，那么局面也许不会像后来那样糟糕。可以算笔账，以湘西为例，起初荣昌、三馆等房地产Cye.com.cn公司集资时月息不过1．5％到3％。虽比银行利率高，但以公司盈利还本付息当不成问题，因为当地房地产成本每平方米800元，而市场楼价为1600元。问题是后来出现恶性竞争，月息升至10％却无人干预，政府也未向公众披露有关风险信息，于是愈演愈烈，最后才闹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木已成舟，后悔药没得买。然而亡羊补牢，从湘西集资案中我认为至少可以吸取三点教训：第一，企业发债并非洪水猛兽，不必谈虎色变，政府与其“堵”还不如“疏”；第二，为防止企业发债一哄而起，当务之急是要抓紧立法，否则没有规矩，免不了有人会从中浑水摸鱼；第三，监管当局应担负起风险预警的责任，对营私舞弊或渎职者一律从严惩处。

　　当然不止上面这些，但此三点最要紧。假若政府一时还无更好的招术，急病投医，那么就不妨按这个办法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