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企业
王先生是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在北京经营十余年。2011年年中，他从朋友处得知上海有可能试点“营改增”，于是他从10月就开始筹备将北京公司迁至上海。“不只是税收优惠，这一政策肯定会增加上海的吸引力，这个行业就会有活力。”王先生说，现在他的公司由原来5%的营业税调整为缴纳6%的增值税，虽然税率增加了，但可以抵扣CYE进项增值税了。直到去年12月初，王先生的上海公司才开始正式营业。当时，上海的税务部门和试点涉及的企业都在忙一件事儿——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做好准备。“从公布到实施只有一个多月，不论企业还是税务部门，准备的时间太短了。”王先生说。
12月底的一天，王先生新成立的公司被税务部门通知，在规定的一天内前往税务局安装税控软件。通知强调，企业必须携带电脑主机前往。“以前企业都是自己安装税控软件，这次是税务部门亲自安装，区别很大”。
现在企业每开出一笔发票，税务部门第一时间就能知道，有进项发票也要通过连接电脑的扫描仪输入系统，让税务部门第一时间掌握。
在王先生看来，营业税改增值税后税收规范度大大提高，规避税收的可操作空间也小了。“虽然都说营改增是一项减税政策，但对于一些企业税负可能会增加。”他说，自己的代理公司过去缴纳5%的营业税，现在要交6%的增值税，虽然现在可以抵扣进项成本，但一个代理公司不用车不用设备，能有多少进项抵扣呢。
不过，可喜的是公司在上海其业务量要比北京大很多，王先生认为“营改增”使他们的企业因为能开出增值税发票而变得更有竞争力。
事实上，企业对“营改增”表现出的关注远超预期。普华永道于今年2月份在北京组织了一次针对客户的讲座，议题主要针对北京试点企业将如何应对“营改增”等。出乎意料，讲座当天临时加了5排椅子。据悉，企业非常踊跃地进行提问和咨询，现场颇为热烈。普华永道参与了增值税改革与立法研究工作。
多位学者和研究机构表示，目前很难测算企业税负是增是减，因无法预测企业未来会有多少抵扣，但随着试点地区和行业的不断扩大，抵扣链条越来越完整，税负始终会降低。
胡根荣举例，比如一家生产型企业从一家咨询公司购买了100万的咨询服务，咨询公司给其开出了已包含营业税的发票，这家生产型企业是不能拿已经包含在服务费中的营业税额做抵扣的。这些营业税将作为企业成本计入该企业的产品价格中，消费者将承担这一税负。
但如果咨询行业营改增试点后，比如增值税税率为6%，那么咨询公司开具的106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生产型企业可以从其销售产品缴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扣除进项税，产品价格也会因成本降低而有了降价空间。
税改头等大事
张斌很确定，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制改革中的头等大事，可以说是第一大改革。中国增值税和营业税相加是全国总税收的42%，前者是中国第一大税种，后者是地方第一大税种。
而地方会如此积极试点，也是出乎意料的。在最早征集试点地区的时候，很多省市并不积极。一位东部省市官员对本报说，“营改增”意味着地方第一大税种消失，被增值税替代，而增值税的75%归中央，如果“营改增”，必须同时进行财政分配体制改革，对增值税分成进行调整，即便无法同时改革，也要给地方一个说法。
正当这些地方等说法的时候，上海主动表示参与试点，损失自行承担。
“一个税制改革必然对应财政体制改革，尤其‘营改增’这种大的改革。”倪红日表示，财政体制的改革预案一定要提前做出，否则迅速铺开后，一些问题和矛盾将演变成全国性的。
现有的方案规定，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收入仍然归试点地区，既得利益不变，但随着范围扩大，所涉及收入规模也大，需要把增值税放到统一的盘子里去分配。“上海国地税是一家，有些问题好协调，但如果北京试点，增值税还要分出甲乙，甲部分由国税征，营改增的乙部分由地税征。”张斌说。
但据了解，增值税在中央地方间分配比例的调整，目前几乎无人提及，最终中央与地方如何协调收入的方案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出台。
倪红日建议，短期内将现有试点行业在全国铺开，在已有成熟预案之前不宜扩大试点行业范围。胡根荣表示，“增值税全面替代营业税条件还不够成熟。有些行业实行起来比较难，如金融业，按简易征收办法改革，与现有的营业税差别不大，但如果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改革，其抵扣操作并不简单”。
胡根荣还认为，政府在研究各个行业的营改增上，还要测算对终端消费者的税负影响，全面替代并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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