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脆弱性来自于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所导致的严重的道德风险和大量的或有债务。
在诸侯经济体制下，实际上是不太可能建立真正的中央银行制的。
诸侯（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几乎掌控着一切驱动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要素，如土地、矿权、税收、市场准入，环保标准等等。因此微观投资回报率可以被轻易改变，使得原来不可行的项目变得可行，信贷和投资得以按照权力的意志而配置。故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很难保持应有的有效性和独立性。
一直以来，中国央行只能对其银行体系实施数量管理，存准率、存贷比、信贷额度、资本金充足率等被加以限定，这有其合理性。以地方政府、国营企业为主体的信贷需求大户并未建立财务预算约束，加之信贷成本远低于影子价格，不以行政手段实施数量管理，诸侯们将轻松制造天量贷款与相应的天量呆滞账。
即便如此，央行的货币供应量目标自设立以来也几乎没有实现过。
在今天中国的宏观管理架构的三驾马车中（发改委、财政部、央行），中央银行对于诸侯们的约束一直远没有其他两个部门强（在中国，发改委主管投资项目审批，而财政部直接管理政府的资本性支出）。
但是这种状况最近正在发生改变。央行似乎已经找到重塑其货币政策权威性的钥匙。这就是利率市场化。
过去的十年，中国的央行在周小川行长治下，一直秉持着市场化改革的理念，积极地探索体制中突围的路径。2003年开始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代表着一种尝试。改革者希望通过引入一些外部治理机制（如引入境外的战略投资者、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上市），来帮助银行摆脱诸侯经济的羁绊，实现按照商业化原则经营。现在看来这些想法都过于简单，要廓清银行与诸侯的关系绝非易事。
原想引入经济资本的概念作为约束银行风险的缰绳，但发现银行上市后，资本异化成一种新的软约束，原来仅仅依赖政府财政注资，现在变成了可以不断向市场进行再融资。原本以为资本会约束资产，结果却成了资产扩张更强的发动机。这是一个令改革者十分尴尬的结果。
好在中央银行终于找到了救赎自身独立性的方向：利率市场化。
中央银行的韬略是“外科手术”式的路径。
当所有人将目光都投向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这两个标签式的指标之时，中央银行衔枚疾进。在短短几年间，在中国商业银行的负债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近十万亿的理财产品市场；理财产品的资产数量从几年前几乎为零上升至2011年底占银行存款大约10%的水平。可以想象，如果未来银行的非存款性负债工具的份额发展至占其全部负债比例的30%以上时，那个存款利息的上限就基本变得名存实亡了。这造成一个结果：银行极度缺乏存款，令通过增加贷款数量的方式支撑投资增长的难度加大。
与此相对应，在银行的资产方，央行通过短融、中期票据等等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推动了一个以银行间市场为绝对核心的中国债券市场形成。今天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几乎占到全部债券市场规模的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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