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是日本名列前茅的大出口市场，2011年中国自日本进口高达1946亿美元，即使按日方统计数据，当年对华出口也已占其出口总额的19.7%；因此，抵制日货进口、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能够对日本造成较大杀伤力。
但这种抵制主要应当集中于日本消费品，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其控股股东、高管反华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不宜盲目抵制日本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除非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合适的替代货源，以免误伤我们自身。
货物贸易出口。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可做的不多，因为我们对日出口绝大多数产品可替代性较高，限制对日出口等于是向竞争对手拱手让出市场，给正经历出口困境的企业火上浇油。
在2011年对日出口总额1483亿美元中，最大的4个项目依次是：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540亿美元；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263亿美元；贱金属及其制品，102亿美元；杂项制品，79亿美元。
稀土这种中国控制国际市场较大份额的战略资源，是最合适的限制对日出口产品。
服务贸易。最合适的突破口是减少赴日旅游。我国出境旅游增长极为迅猛，备受各国重视。2006—2011年间，我国居民出境人数从3452.4万人次上升至7025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人数从2879.9万人次上升至6412万人次；在《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旅游服务支出已从上年的548.80亿美元猛增至725.85亿美元。减少赴日旅游，对日本旅游及相关产业打击较大。
外商直接投资。抵制期间，中国企业在选择合资伙伴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非日本合作伙伴。但除非中日矛盾极度激化，否则政府不宜直接明令对日资实施额外的市场准入限制。
对日经济制裁的五大原则
中国无疑应当坚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能战方能言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斗争的准备和勇气，而经济制裁手段无论如何比真枪实弹的战争要温和得多。
在这类争端决策中，中国无需顾忌什么“世贸规则”之类而自我束缚（尽管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利用“世贸规则”之类的旗号以占据“道义制高点”和话语权）。“世贸规则”是为和平相处的国家间调整经贸关系用的，对于敌对的国家间关系，“世贸规则”就只不过是空气。
我们永远都应该尊重、平等对待一切愿意与我国和睦相处的国家及其国民，但作为大国国民，我们需要记住，在现实生活中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是大国。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需要时刻牢记，无论我们经济发展到了何等水平，我们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资源都是有限的，必须用在效益最大的地方，容不得浪费，而且必须防备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因此，尽管我们应该积极思考、探索如何运用经济制裁手段，但我们不能滥用这一工具。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汲取美国的教训。美国是20世纪以来全世界使用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经济制裁手段最多的国家。在1914—1990年间的116起国际经济制裁中，美国主导的就有77起；在冷战结束后至2007年新增的80多起制裁案例中，美国参与的就超过60起，涉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
滥用贸易制裁工具令美国蒙受了多方面损失，不仅冷战后经济制裁频发与西方标榜的“民主自由的胜利”背道而驰，把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打成经济制裁受害者，更严重违反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严重损害美国自我标榜的道义形象“软实力”，而且实质上将美国自己放逐于许多有利可图的市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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