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民收入倍增需要达到协调重大利益关系的效果，这就需要形成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在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中扮演重要角色。
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事实上，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中产阶层的崛起，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条件。在这个特定阶段，如果中产阶层超过30%，就能够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比较稳定；超过50%,就会比较和谐。
如果中产阶层仅仅在20%左右，无论政府的管理手段如何高明，都难以解决矛盾丛生的社会问题。政府创新社会管理，如果把重点放在扩大中产阶层上，对化解社会矛盾是釜底抽薪，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在降低基尼系数上要破题。我国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通过未来10年左右，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到0.4左右，这样才有条件避免拉美化的“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推行大规模削减行政成本计划。这是社会对政府认同和信任的必要条件。可以考虑5年内实现控制“三公消费”改革的突破，使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控制在16%以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0年内，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控制到10%左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三，有效地缩小城乡差距。目前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差距是3.3∶1左右，考虑到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局面正在改变，到“十二五”末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差距可考虑控制在3∶1左右，到 2020年控制在2.5∶1以内。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到2020年将实际城乡差距控制在国际上不高于1.5:1的水平。
第四，有效地缩小行业差距。201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十二五”期间应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到“十二五”末，行业差距缩小到3.∶1左右，到2020年，将行业差距控制在1.5～2倍左右，达到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的平均水平。
第五，有效地限制公务人员不规范收入的过快增长。2011年,仅中央政府公务员考试就有140万人报考，反映出中产阶层主要依赖于政府这个“独木桥”的狭窄渠道。参照国际标准，可以考虑通过法定程序，推动收入透明化，逐步废除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将公务员实际工资福利水平限定在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2倍以内，将国企高管工资限定在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倍左右。
4、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藏富于民，扩大财富源泉，实现中产阶层机会的涌流。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果能够用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就会为中产阶层扩大创造巨大的制度空间。
第一，调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使更多农民能够成为中产阶层。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仅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还使得农民的土地成了“唐僧肉”。如果继续保留下去，10多年后，我国的农业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最落后的农业，城镇化的加快不仅不能真正成为扩大内需的战略支点，还会成为加剧城乡矛盾的突出因素。
如果能够赋予农民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权，不仅可以使进城农民有条件解决城镇的住房问题，逐步成为中产阶层，还可以使一部分种粮大户和能手成为中产阶层。如果农民土地使用权延长，每亩土地的转让价值可能在20万以上，由此使得农村老人养老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大大减轻国家的负担。
第二，国有垄断行业的机会对全社会放开，解决大学生为主体的白领中产阶层就业渠道狭窄的问题。十八大报告指出，“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应当看到，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更需要反映在服务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上，服务于国家长治久安上，服务于中产阶层扩大上。
目前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在680万左右，未来10年，将累计4000-5000万人毕业。打破国有垄断行业的行政垄断，放开市场，引入竞争，取消行政级别和过高的福利待遇，有望释放出6000-7000万个服务业就业岗位，不仅能够为大量的白领中产阶层腾出巨大空间，还会使得国有企业成为社会福利增进的重要来源，为更多中产阶层的出现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
第三，使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成为扩大中产阶层的主渠道。行政渠道扩大中产阶层是一个重要渠道，但是会增大国家的负担，不可能使多数人依靠吃官饭成为中产阶层。
十八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按照这个要求，尤其需要重点推进金融改革，改变银行资金要素主要流向国有经济的现状。
第四，强化税制在扩大中产阶层中的有效作用。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稳增长的特定背景下，从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为突破口实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选择，但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增值税毕竟是间接税，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低收入者实际税负过重、难以调节过高收入的状况。
从长远考虑，更需要以征收房地产税为契机，改变地方政府把土地作为“第二财政”的状况，在由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型上破题，发挥财税体制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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