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称，在一号文件出台之前，与之有关的各个部委尤其是农业部和科技部实际上已经在开始部署农业科技创新和种业发展的工作了，各种配套文件也已经陆续下发给地方农业和科技部门。“只不过一号文件一提，这一工作会更加给力，财政部、发改委这些部门在给钱和批项目上会更加重视。”

农科体制改革发力

说起Cye目前农村的科技推广体系，宁夏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农村处处长罗全福颇为懊恼：“一是苗木的病虫害肆虐，二是科技经费太少，整个自治区科研经费才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一不到，分到农业这块更是可想而知，三是体系不健全，上大下小，人财都集中在上面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底下的推广人员太少。”

“网破、线断、人散。”郑风田用上述六个字归纳了目前地方一级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原先公益性质的农技站已经变成了卖种子、卖饲料的小店”。

一号文件聚焦于农业科技研发及推广体制，可谓有的放矢。

记者从宁夏自治区农业部门了解到，该区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目前正在等待最后批复，一经核准，接下去的后续工作将根据规划陆续进行。

不过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李国祥（微博）认为，原先从农业部到省厅到市局到县乡站点这一行政体系式的农技推广系统重建不能搞一刀切。

“公益的归公益、盈利的归盈利。”李国祥称，像病虫害统防统治、良种推广这种公益性的工作应该仍由原先的农技推广部门去做，并逐步增加这方面的经费、人手和编制。而那些跟市场关系较密切的农业产业，应该更多地遵从市场规律，从产学研结合的道路，根据市场和农民养殖户的需求去匹配科技资源。

这两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国家资金的支持，但不少专家认为目前的涉农科技资金存在严重浪费现象。

李国祥称，目前农业的科技转化率只达到30%左右，70%左右的科技成果一研发出来就“睡大觉”了。而目前涉农的科研经费基本都集中在高校、科研机构手中，例如某高校集中了大部分的农业技术研发资金，拥有七八位院士的学术资源，但其实际能够应用到田间地头的科研成果却寥寥无几，大多数成果都停留在论文上。

而这与目前农业科技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不合理有关。郑风田称，对科研人员的考核机制都通过其论文发表量来评定，当年袁隆平之所以迟迟评不上院士就是因为他发表论文太少。“这样的考核机制导致大量农业技术停留在纸面上，案头上，进不了田间地头。”郑提议科研经费应该更多地向创新型企业倾斜，防止资金浪费。

而在技术的实际应用上，如黄大昉所言，目前存在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和竞争现象，往往是一个品种出来，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就开始山寨仿冒，如此中国的种业势必失去跟国外的竞争力。同时很多研究机构往往自办企业，如此一来，国家大量的科研经费没有任何产权转让，不须任何成本就成为企业的资产。

黄就此建议，要推动科研教学单位与商业化育种分离、与所办的种子企业分离，使科研单位专心开展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商业化育种要逐步移交给种子企业，由企业按市场需求确定育种目标，按照现代育种模式开展品种选育，提高商业化育种效率。

在育种科技方面，黄大昉表示，自2009年农业部颁发水稻和玉米的两个转基因品种的安全证书之外，迄今为止尚未有新的品种通过审核，未来这方面的工作或将加快推进，尤其是进口压力巨大的玉米和大豆品种的转基因育种技术将会得到更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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