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严重不透明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每出现一次金额巨大的奖注，都会引发公众包括彩民的广泛猜测和质疑。
程阳认为，这种质疑有其合理性，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彩票获奖信息的披露不能满足彩民的合理需求，也包括彩票公益金的使用。他向记者表示，作为一个彩票研究者，我在获取国外的彩票数据时都比国内的要方便得多。
记者在程阳的个人博客上浏览发现，该博客引用了大量国外的数据、图表，非常详细。
“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定，公益金占彩票销售金额的35%，若以3000亿销售规模计算，年度公益金将达1000亿元。但各省并没有公布过详细的支出账目，每年公布的只是一个大数。”夏志宏对记者表示，不过他认为彩票公益金仅是财政不透明的一个方面而已。
“青岛市福彩中心就曾利用彩票公益金购买豪华游艇，还美其名曰主要用于为彩民服务。”夏志宏给本报记者举例。
“最悲哀的事情是，所有好事都做了，也做完了，可惜没人知道，或者总不希望别人知道。结果大家都认为我们彩票公益金什么都没做，钱都被彩票中心或者国家花掉了。”苏国京感慨道。
说到保护个人隐私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程阳表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但在发达国家或地区，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知情权”与“隐私权”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操作。
“与目前国内《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彩票管理条例》这样的法律效力很低的下位法相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彩票市场的信息公开，源自于法律。例如，美国1966年 7 月 4 日制定的《信息公开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US FOIA)，英国2005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信息公开法》”。
按此法律，英国的彩票发行机构没有任何我们认为的秘密可言，不但本国公民，就是我们这些外国人远隔重洋咨询，他们也必须出具任何彩票相关各类销售数据、详尽财务报告等，不得回避。
“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对峙，缓和的手段只有媒体，也只有媒体才能是该悖论的最后裁决者，中国彩市20多年，尚没有发生因媒体透风而导致中奖者不良结果的案例。彩票机构应该充分相信媒体、更不能回避媒体，中奖者更加不能以隐私权为由拒绝见证，这不仅有违常理，也没有法律依据。”程阳对本报记者强调。
品种单一、返奖率低
“中国彩票品种的单一，枯燥，缺乏人文，历史和趣味。已经无法同亚洲博彩业的水准进行PK了，本就处于劣势，再不改进彩票设计和玩法，那迟早会被淘汰。”作为彩票领域的长期参与者研究者，苏国京对此忧心忡忡。
中国彩票票种主要有四种，分别是乐透数字型、即开型、竞猜型和视频型。据财政部公开最新数据显示，乐透数字型销售额占到整个销售规模的66%，并且在福彩项目中，双色球一个玩法产生的销售额约220亿元，占乐透数字型的一半，超过整个福彩销售额的1/3。
而被苏国京指责为设计老土，缺乏文化和趣味性的呱呱乐等即开型游戏，目前呈逐年萎缩的负增长态势。
为适应彩民的需求，中国彩票发行机构也推出了“竞彩”、“北京单场”、“中福在线”等一些竞猜和高频彩票。“这些游戏项目类似于国外的博彩游戏，但返奖率却要低很多，国外博彩游戏的返奖率基本在80%~90%，而我们最高的返奖比例才69%，这对彩民的购彩意愿无疑是个打击。”苏国京对记者表示。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返奖率低是造成彩民购彩资金流失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目前对此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据苏国京估计，由于返奖率低等原因，导致彩民选择私彩和外围博彩游戏造成资金流失不低于目前年均3000亿元的彩票发行规模。
精于足彩行业的夏志宏告诉记者，“单就足彩的竞猜类品种来说，可能90%的彩民实际上都选择了境外彩票，通常是通过国内专门的服务公司向国外博彩公司投注。”
一位彩票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跟返奖比例有关系，也与彩票的玩法设置有关，国内的玩法太过于复杂，娱乐性不足，容易使彩民望而却步。“对于部门垄断的体彩、福彩来说，他们可以坐收收益，自然没有动力去搞创新。”该人士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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