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长三角的江苏省，是我国的外贸重镇。据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进出口关别总值表，负责江苏全境货运监管等海关业务的南京海关，在2012年1~9月的进出口总值位列第三，仅在上海海关和深圳海关之后。与上海不同的是，江苏有着更多的制造企业，也更容易受到欧债危机等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
随着我国劳动力价格的逐步上升，大量国际订单向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转移，地处江苏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正在受到怎样的影响？制造企业和外贸企业在多种不利因素的冲击下，正在以何种方式求生，并在低潮中艰难转型？
事实上，有不少企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就已经开始了转型之路的探索，比如对新产品的开发、新技术的引进等。但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在每况愈下的出口大环境下，这些企业首先面临着生存的压力，而转型需要的资金、人才等储备还远远不够，这也让这些企业在生存与创新之间难以在短时期内找到最佳的平衡。
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及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项政策，力求稳定与促进外贸企业的发展，但各项政策的落地也还需要时间，众多外向型企业需要各界更多实质性的帮助与扶持。
近期,《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赶赴江苏，以苏州作为样本，对当地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进行了深入采访，希望通过以下报道，能向读者呈现出这些企业的真实现状。
“14%……是负增长。”徐钊身子前倾，一字一顿地强调。
徐钊掌舵的苏州恒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恒丰）经营各类轻工业品、纺织服装、机电、自行车及零配件等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年进出口额已超过2亿美元。但今年1~8月，这家企业的出口额出现了两位数的负增长。
情况不容乐观。
“景况不佳的外贸形势，可能还将持续2~3年时间。”徐钊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现阶段，保有现金流，保证在手的客户与订单，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这并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
订单正在流失
指缝太宽，订单太瘦。
如今，作为苏州恒丰的董事长，徐钊的职责之一，是千方百计先留住订单。这与他所经历的当地进出口行业辉煌发展的年代形成巨大反差。
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翻起桌上厚厚的名片本，徐钊有时会回想起曾经的好时光，
当年离开学校后，身为哲学博士的他被苏州市平江区相中。一段政府机关的工作经历后，25岁的徐钊被派往一家生产旅游帽的区属国企任厂长。
当时的国有企业不景气。这家仅有170余人规模的旅游帽厂，人均亏损已高达万元。外贸行业的新兵徐钊，在这时展现了自己的接单能力，企业也很快扭亏为盈。
1993年，徐钊又在苏州五矿进出口公司完成了70万美元的贸易额，成为当时公司完成业务量最多的业务员。1994年，这一数字翻了10倍，达到700万美元。
几年后，徐钊来到了苏州恒丰的前身，苏州市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当时，公司已连续4年亏损，账上现金仅有4.2万元。徐钊招来了自己的子弟兵，借来了周转资金。2001年，公司实现了2500万美元的出口额。2003年，徐钊成为改制后的苏州市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即后来的苏州恒丰的董事长。
“1995年到2005年，那是外贸行业的黄金时节。公司的出口额每年翻一番，实现100%的增长。”徐钊说，当时，苏州恒丰出口的服装成衣漂洋过海，被送入美国各大型超市。
但好时光很快过去，徐钊发现，公司很难再接到美国超市的订单，以往络绎不绝、登门拜访的中介商们，似乎一夜之间，就转身去了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
一些中介商不再出现，他们只留在徐钊的名片本当中。在那些格式大小、精致程度不一的名片上，徐钊用心地记下了客户需要的货物、价格、款式，甚至包括他们的长相、爱好和对食物的口味。
但即使是这样的诚意，也难以挽回客户的心。
徐钊在欧洲考察发现，越来越多的商品标签已经由 “MadeInChina”变成了“MadeInVietnam（越南）/Cambodia（柬埔寨）”。产业链整体转移的趋势似已不可逆转。
一度让徐钊略感庆幸的，是苏州恒丰总算争取到了向柬埔寨出口面料的订单，这些面料在当地加工后，被运往一家美国超市。但到了2012年，苏州恒丰也已经彻底失去了这份订单，而另一些订单，则不得不被缩量、压价。原因就是国内企业前往越南、柬埔寨投资的工厂已落地生根，而由此带动的当地企业，也依靠廉价劳动力让中介商们重新看到了当年中国工厂那样“价廉物美”的形象。
从6个货柜到2个货柜
欧洲和美国，原本是苏州恒丰的重点出口市场。这两个地区的采购额，占据公司出口体量的60%。
然而近期的欧洲考察之行，给徐钊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地人的消费观念正在急速转变，购买力的下降日趋明显，比如在欧洲超市内，“原先一打12块起卖的抹布，被分拆卖了。”
伴随着欧债危机而来的一系列“并发症”，正猛烈地冲击着苏州恒丰的传统业务。
苏州恒丰原先一款出厂价150美元、采用高端配置的自行车，现在被采购商要求降低标准，定价也减少至80~90美元。“如传动系统之前镀克罗米，现在被要求用塑料，这导致我们的利润率被压得非常低。”徐钊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即使如此，为了保住订单、保证工人正常生产，苏州恒丰只能尽力压低成本。
在抹布产品的生产上，工厂发现，以现有的机器裁剪标准尺寸的抹布，会导致“一条边”的冗余，浪费非常严重，工厂为此研发改良了机器。
苏州恒丰原先维持着每个月6个货柜的抹布出口量，但如今，经济压力下“更节约”的欧洲人，延缓了家用产品更新换代的速率，这直接导致抹布的出口量缩减至2个货柜。
谈判也变成了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
以往爽快的贸易类企业、商社、汽车修理厂们，开始执行以销定产的方针，多转向短单、小单。“原先会要20000个纸盒、如今只订5000个。”徐钊说，“好处是这些客户还不会在价格上过多地计较。”
定下“长单”的客户们，则会在订单价格上反复较劲。“一分钱，起码要谈一个小时。”徐钊说。
价格谈拢了，但不可知的因素仍比比皆是。“由于订单时间长，这段时间里，国内工厂成本的上升、汇率的波动，对我们可能都是不利因素。”徐钊告诉记者。
劳动力成本压力增大
“与金融危机时相比较，今年订单还是有，但是前景不明朗，看不清。”徐钊说。
徐钊将订单流失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人力成本的大幅上升，“五六年前，工人（月）工资800元，之后才上升到1000元、1200元，但上涨幅度缓慢，也和整体物价上升幅度相匹配。”随着劳动力价格的飞速上涨，苏州恒丰的成本也明显上升。服装供应商们开出的3000元月工资，早就无法吸引到工人。
徐钊就曾经历过工人对工资不满的事例。约一年前，在苏州恒丰旗下的自行车厂，有喷漆工要求将工资上涨至5000元。工人们和徐钊都清楚流水线停运会给企业带来损失。徐钊最终满足了工人的要求。
作为企业主，徐钊认为，自己无法控制工人的行为。但在柬埔寨等地，人工价格明显较低，且由于缺乏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限制，工人可以通过长时间加班，来弥补效率的不足。
作为苏州大学的哲学博士，徐钊的话语中时时显露出辩证的思想。“年轻工人不愿再从事辛苦、劳累的工作；其次是国内政策的引导，比如企业主需要为工人支付的保险增加、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但他也知道，在激烈的订单争夺战中，任何一点细微的不利因素，最终都会被无限放大。
出口受困步履蹒跚 外向型企业急盼政策落地
“2008年金融危机时，外贸业是‘血雨腥风’。现在，则是‘步履蹒跚’。”苏州恒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恒丰）董事长徐钊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影响比较大的是轻工类产品，尤其是日用消费品。”
针对出口形势不佳，江苏省政府已经出台了新一轮稳定外贸增长的扶持政策，但对于江苏的外贸企业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各项政策能否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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