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

　　产业转移和深化教育：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与货币政策的收紧，再次将大量中小企业逼到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的边缘。其中，以第一次人口红利起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同时，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关闭。

　　“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有限的，其逐渐消失后还可以创造条件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而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5月12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蔡昉认为，通过产业转移和教育等途径，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用工荒是中国人口红利结束的前奏

　　《中国企业报》：2011年年初，中国多个地区企业出现了“用工荒”，您觉得中国真到了用工荒时期吗？

　　蔡昉：随着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递减，并预期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此后绝对量开始减少。这个长期趋势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增量相应减少，农民工工资逐年提高。

　　这种情况反映在企业的用工方面，则导致了普遍的“用工荒”。这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早期，适应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些产业大多是由非农产业劳动者创造。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就业扩大，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沿海地区则直接感受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很多内地的农村劳动力，不用到东南沿海，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实现不错的就业，而家门口消费相比沿海又相对较低，他自然留在家乡打工，这也加剧了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引起工资上涨。

　　《中国企业报》：您是如何理解“人口红利”的？

　　蔡昉：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概念，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民工成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比较优势，从而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占领国际市场。

　　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增加以及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阶段，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两个方面，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被称为人口红利。

　　值得强调的是，人口红利的获取是有条件的，特别是需要一系列制度条件。

　　事实上，存在两种“人口红利”：第一种是纯粹从年轻的人口结构上面得到的，主要表现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过去推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就是这种人口红利。第二种是指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产生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如人们变老了，会形成未来做储蓄的观念，无论是通过养老保险制度，还是通过自身的安排，会把这笔钱拿出来通过资本市场或其他投资获得收益，从而可以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储蓄率。另外，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未来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将更适合老龄人，社会没有觉得他们的价值会降低，还是很好的劳动者。

　　《中国企业报》：人口红利和用工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蔡昉：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实现地区间转移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通过深化教育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巨大潜力，可以使中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从而使人口红利得以延续。

　　我们讲的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把16岁以前和65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

　　我个人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虽然即将结束，但是还有制度潜力没有挖掘，比如说农民工的市民化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作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庞大的消费需求，都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即使是在2015年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地区之间仍然有差别。这可以通过形成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为我们提供一个缓冲期，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准备，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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