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看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企业报》：在中国飞速发展的30多年中，“人口红利”起了不可否认的巨大作用。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同时，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关闭。您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蔡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样有人口因素的作用，即由于在改革期间，人口政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共同推动了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呈现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特点，形成有利的人口结构或者说潜在的人口红利。

　　这种潜在的人口红利，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通过二元经济式的发展过程，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得以实现。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

　　既然人口红利的源泉是人口转变特定阶段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这个人口年龄结构自然会发生变化，即从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转变为年老型的人口结构。事实上，15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进入到90年代的相对缓慢增长，并预计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在2000年已经接近7％，并预计在2015年达到9.6％。相应的，人口抚养比届时抵达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

　　如果遵循以往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从而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率）以及相应的估算人口红利的人口抚养比，则上述转折点的接近和抵达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乃至消失。但是，也有文献指出，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这被有些学者称为区别于前述意义上人口红利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企业报》：即使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如以前，但相比老龄化严重的欧洲等发达国家，也还是有人口优势的，这会转化为劳动力优势吗？

　　蔡昉：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在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上存在巨大差异，世界经济历史上发生过的国家之间产业转移模式，即所谓“雁阵模式”，完全可以成为国内产业转移的路径。即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更加充分地利用现有劳动力，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

　　而且，劳动力供给中是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的。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仍然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安排，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而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裕。此外，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非要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这可以被看做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抚养比下降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只有改革开放才创造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而按照定义来看，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涉及到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

　　《中国企业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内陆地区当初的高出生率正由劣势转变为优势，青壮年劳动力占当地人口比明显上升，人口红利仍处于释放期，更多企业也将搬迁到内地区域以追寻尚存的人口红利，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推动消费，有助于增强当地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您认为呢？

　　蔡昉：总体而言，这个报道来得太迟了，说的是20年前的道理。不过，我们的确可以在中西部继续这个过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同时，可以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延续。因为我们国家大，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其他地区可能还会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低廉。

　　在东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较大的潜力，这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后发优势。

　　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东、西三类地区之间工资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区这个工资水平人家不去了，天天要谈判提高工资，而在中西部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延长我们的比较优势。

　　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更多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观的技术效率。如果我们形成这个雁阵模型，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目前，在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中，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趋势值得警惕。2000—2007年期间，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年平均增长率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已经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

　　企业可通过深化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企业报》：如果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慢慢下降，企业在人口红利消失之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蔡昉：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并非完全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水平。具体来说，应该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结合的指标上来认识，即相对工资水平与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之比———“单位劳动成本”。即使工资率已经开始提高，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更快，该指标就仍然可以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从而意味着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得以保持。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一项计量分析表明，在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改善为全部是高中学历职工的话，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进一步改善为全部是大专学历的话，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

　　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教育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在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普及的同时，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教育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而国内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教育发展差距也是巨大的。例如，发达国家的在学率一般在18岁以前都基本保持在100%，与此相比，中国在学率水平从12岁就开始陡然下降。观察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差异时，也可以看到几乎相同的变化轨迹。

　　这一方面固然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制约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今后通过深化教育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目的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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