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相互推诿

这不是第一次减负行动，我国每隔2到3年便会组织开展一次企业减负专项性工作。而在过去数年间，全国共取消了上万种收费项目，但问题是，企业减负工作仍未走出“治理 膨胀 再治理 再膨胀”的怪圈。

在一些人士看来，企业减负始终未能走出怪圈的原因是，治理乱收费过多地放在了“运动式”的治理上。运动式的治理能在一定时期内砍掉一批收费项目，查处一批违规人员，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对乱收费产生较大的冲击，但这并不是长效药。

被业内寄予厚望的《企业负担监督条例》，自2006年起国务院减负办开始负责起草，但时至今日仍未面世。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牵涉到众多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这服“长效药”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上述工信部官员说：“虽然主管中小企业的工作落在了工信部，工信部也是这次减负行动的牵头人，但工信部只有建议而没有减负实权，从而大大削弱了减负的实际效果。”

据了解，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不属于新设立议事协调机构，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结束后即撤销。

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持续推进和土地市场的降温，作为“还债第一来源”的土地出让金大幅缩水，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大打折扣，与此同时，保障房等民生工程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行政收费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

“有些地方财政在难以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把收费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这无疑增添了企业发展的困难。”上述知情人士称。

设副部级机构

据悉，在此次减负行动过程中，各地也相应成立了减负工作机构。工信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地方在过去已经成立了“减负办”，这次减负工作可继续由“减负办”来组织实施。

中小企业管理体制也亟待理顺和加强。前述知情人士表示，国家正在酝酿建立国务院直属中小企业管理局。但该局也可能会依靠某一大部委，成为副部级的二级局。

“经过几次政府机构改革，涉及中小企业管理的部门主要包括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国家工商管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司等等，这些部门管理中小企业的出发点和角度各不相同，有区隔，有重叠，也有空白。”上述知情人士说。

据介绍，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一些省、市成立了经济信息委或者工业信息委，原来的中小企业局降为委内的处级单位，地方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的行政级别和调控手段存在弱化的现象。

这显然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不相匹配。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有40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

在接受本报采访的人士中，更多则倾向于直接在国务院直属部委层面增设“中小企业管理局”。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思路的有利之处在于有明确而具体的牵头部门，负责落实各项中小企业发展的促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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