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下，人力也是一种资本。金融危机导致资本重新定价，大学生作为劳动者的确也需要接受自己的价值一定程度上被重估。这样的观念转变在市场的主导作用下恐怕不难实现，而政府面对大学生就业难同样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经济下滑凸显大学生就业问题，政府要维持短期稳定，更应利用整个社会反思教育的氛围，引导教育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使危机在教育领域同样成为长期结构调整的契机。

大学生能否找的到工作，源头上取决于选拔什么样的人上大学。读大学在中国仍然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待遇。高考恢复三十余年来，虽然其程序的公平已被中国人普遍认可，但随着改革中社会结构的调整，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呼吁，教育公平要从基础教育开始，当前高校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下降，因为农村娃输在了起跑线上。“两会”上热议取消高考户籍限制，许多专家以担心落后地区在全国统一标准下会更不利为由反对。

天津市长黄兴国8日表示，在天津市购买了商品房的外省市人员和持天津市农村户口人员，可以登记办理天津市蓝印户口，取得蓝印户口的外地学生只要在天津市普通高中有正式的学籍，并在天津高中从一年级开始读到三年级，学满三年，获得本市普通高中毕业证书的，都可以在天津市参加普通高考。

可见解决问题的政策出台并不难，关键在于执行、推广的决心有多大。发达地区学生综合素质较高是实情，高校自然愿意对这些学生提供优惠，但对于欠发达地区，这只能造成教育更加应试的恶性循环。打破地区和行业之间的利益壁垒，才是政府应有所作为之处。

而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发布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显示，高职生就业率超过本科生。盲目在高等教育上求“大”求“强”，忽视职业教育，已是中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一大弊病。引导观念转变宜提前，鼓励大学生毕业后去养猪，不如鼓励孩子直接去职业学校学养猪。

大学生能否找到工作，更取决于大学怎么上。扩招之后，众多高校无论硬件、软件均欠账严重。大学里众多老师忙于“出书”、“走穴”，对学生缺乏关心，呼吁已久的职业教育仍然十分不足。高考的应试暂时难以改变，大学就更需要帮助学生实现从书本到社会的转变。大学生真正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引导他们成熟、理性地思考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当贯穿大学生涯始终，而不仅仅是像现在的许多高校，只在临近毕业时催促学生签约以保就业率，就业指导老师甚至比学生还要盲目，短视，甚至对就业数据进行各种“加工”。如此“就业”，即使实现，恐怕只能贻误学生发展，积累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