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永远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本报记者：插过队，留过学、创过业，在这些经历中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王维嘉：我觉得还是高考，考上中国科大，应该是我人生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如果我出国没有去斯坦福，也会去马里兰等其他大学，即使我　上别的学校，最后还会出来创业。但如果那年考不上大学，第二年我还会再考，如果第二年考不上，就可能再也没有考上的机会了。因为当年我们考的时候，是从1965年到1977年13年的学生一起考。当时在校生没复习，我们也没复习。到了1978年，像我们这样已经毕业多年的人就很难考上了。在校生在学校复习半年，有老师教，和自己在家看书完全不一样。到1979年，像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根本无法和在校生竞争了，几乎就考不上了。我记得我们高考那年的录取率是4%。

　　本报记者：今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30周年，你作为77届高考的亲历者，能谈谈当时的情形吗？

　　王维嘉：我下乡的时候，已经是插队的尾声了，不像老三届那么辛苦。但是和今天的孩子比起来还是很苦的。最近出了黑砖窑事件，我当时插队就在砖厂当厂长。烧砖这活儿非常非常累，特别是将烧得半红的砖从砖窑往外起的时候，你得抱着十几块滚烫的砖往外走，非常危险。

　　我们当时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就想回城复习。但是大队书记不让我们走，他说要大干100天。我们又跑到公社，公社说你们得听大队书记的。最后还剩40天，再不复习就没时间了，于是我们就自己回西安了。我住的地方，就在西安交大边上，那时各个大学都开补习班，全是免费的。文化大革命十几年都不让高考，所以恢复高考，老师们的热情特别高，他们拼命地教，还一分钱都不收。

　　因为我们的户口在农村，考试还得在农村考。因为私自回城复习，得罪了村支书，我们知道回去以后就会断粮没饭吃，所以每个人回农村的时候都带满满一书包的馒头。馒头吃四天就没了，然后我们就去农民家蹭饭。蹭了几顿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最后我们就把当地剩的掺杂着鸟屎的陈年苞米茬子拿来吃，那东西四五个钟头都煮不烂。到高考前的最后一天就完全断粮了。我们饿了一天肚子，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来，走路去公社参加考试。那时候理化是合起来考的，考了仨钟头。考完一出来，就觉得天地都在转，因为我们已经饿了一天。考完以后，我就特后悔，觉得应该报中专，报个大学肯定考不上。那时候谁也没有底，考的好坏都不知道。我只觉得我的作文写得特别好，因为作文题目叫《科学的春天》。我原来就对这东西感兴趣，最后我就写伽里略怎么在教堂被烧死，四人帮怎么压制科学，就把欧洲的文明史跟四人帮进行了对比。考试结果出来后，一个同学从西安过来告诉我，考上中国科大了。我根本不相信。等到第二天，我爸妈告诉我这消息，我才觉得是真的。

　　本报记者：你如何看待成功和财富？

　　王维嘉：所谓成功，永远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假如用财富作为成功唯一的衡量标准，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觉得自己不成功。你做得再好，你的钱还是比比尔•盖茨少。你跟比你有钱的人比，永远都是痛苦的。比尔•盖茨也很痛苦，他坐在第一的位置上，GOOGLE想推翻他，APPLE想推翻他，他心里也非常紧张。一旦走下坡路，他的痛苦比别人更大。他就跟皇帝一样，皇帝的痛苦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想篡他的权，一天到晚防着所有人，我想比尔•盖茨就是这种心情。

　　我觉得成功这个概念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快乐不快乐？你做的这件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有没有成就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本报记者：你认为自己的人生成功吗？

　　王维嘉：我现在做的事是我喜欢的，但是成就感还没有达到我想象的，我们一直在努力。我希望可以做出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产品。我们做的无线股票交易系统是全世界第一个；我们在1999年就做了无线互联网，当时叫掌门网，是中国第一个WAP网站，比移动梦网还早。后来我们做的手机联网游戏又是全世界第一个。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市场的时机还没有发展起来。 我认为无线互联网、手机网络游戏，最后都会发展起来的。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爱和怕》，你觉得你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爱和怕的东西是什么呢？

　　王维嘉：我觉得自己现在没有太多的恐惧。人年轻的时候会有很多恐惧，成功、失败、不被人尊敬等等，当你慢慢成熟了以后，这种恐惧会越来越少。我觉得人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逐渐摆脱恐惧的过程。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的恐惧是最多的，声音也恐惧，光亮也恐惧，整个世界对他都是威胁。慢慢地你对世界把握越多，你的恐惧就会越少。所以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恐惧。现在我唯一觉得担心的就是家里人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幸福最重要的保障。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在技术领域里能够做出改变人们生活某一方面的，或者某些生活方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