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们的榜样作用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限制着那些生活于他们周边的几代人的行为，让这种对目标追求的执着成为教育后代人不断努力的力量，也让后代人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严格的守住道德与法律的底线，让后代人为了维护老一代曾有的荣誉而不敢跨越雷池一步。

　　1996年在香港上市公告中就披露了我的年薪超过700万人民币，党的纪委书记尉健行就为此专门的批示。1999年我辞去上市公司总经理时，媒体再次热炒年薪700万的问题，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又为此做过批示。一系列的审查与关注并不是因为这个年薪有问题，而是因为干部的管理与影响，打破了现行体制的沉静。依领导的指示，正常年薪之外的部分就只能以我个人名义存在账上。

　　华远在境内二次上市之后，按照董事会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条件，我的年薪再次公告为700多万元，不计算股东激励的部分，成为了上市地产公司中工薪收入最高的，也多次被媒体当成新闻来热炒，甚至是上了央视的新闻，做了不花钱的广告。上市公司依法的发放工资与奖励是对我Cye.com.cn工作成绩的一种认可，本不应引起争议，但却成了一种新闻。而上市公司关于我按国资委的规定只领取了不到10%的实际工资的公告却没有任何媒体愿意提及，央视也是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恶炒了。

　　我已多次在博客中说明了我的实际工资是按国资委的规定领取的，上市公司公告的未领取工资中也有明确的表示。但社会的舆论似乎并不买账，于是我不得不忍受无数不公平的辱骂，即使我全部领取了些工资（如果没有国资委的规定）也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又何况我实际的工资并非如此呢。

　　大量的个人持股和私企管理者也许并不需要领取高额的工资，因为他们可以公款消费、可以从股权中收益（华远也有少量上市公司中的管理者持股），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的管理者却不能这样去做，要严格的遵守国资委的管理规定。当我的下属们都能拿到比我更多（或多几倍）的年薪时，（部门经理或一些高级职员的工资都比我多）我会为此而感到骄傲。虽心有不甘但绝不会为此而放弃努力，更不会将抱怨转化成不满。个人的利益牺牲换取更多人的幸福，正是我们的追求，正是老一辈用榜样给我们立下的规矩。

　　如果仅仅为了个人的小日子生活，我虽不够富裕和奢侈，却早可以辞职不干了，比不上那些富豪大款却比一般人收入要高些。重要的却是我所领导和管理的国企为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包括承担国企特定的社会公共职能的贡献。如毫无企业投资收益的公共事业投入等。我虽然只是一个领取规定工资的打工者，虽然因国资委体制的管理受到了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不同的限制，但却丝毫不影响我对党的忠诚，也绝不会为少交每年几十万的党费而退党，更不会拒绝为救灾而交纳高额的特殊党费，也因此每年被各级评为优秀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