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你认为阻碍中国社会创新的因素又有哪些？

大前研一：中国现在阻碍创新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挣钱太容易，没有压力去思考更多创新的想法。比如，做房地产就能轻松挣到钱，企业家不需要考虑从事产业链中价值更高的业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人民币不断升值，未来向高附加值的业务转型是不可能回避的。

人口红利

《21世纪》：谈到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担心，除了创新不足外，很多人还担心人口老龄化问题，担心“人口红利”消失，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大前研一：老龄化其实并不可怕，年纪大的人多了，意味着年轻人机会也多了。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很多年轻人太自满了，都是独生子女，这些从小受宠爱的“小皇帝”们没有挨过饿经历过困难。如果让一个家庭生3个孩子，情况会好很多，第一个孩子子承父业，后面两个小孩只能自己去求生存。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出于国情考虑的国家政策。而在日本，是民众自发的选择，现在老百姓也只愿意生一个孩子，独生子女也越来越多。对日本而言，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小孩，很多独生子女不想创新，不想努力。

《21世纪》：在日本，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吗？

大前研一：有一次，我把一批日本农民带到澳大利亚，告诉他们那里的土地价格更加便宜，土地政策更加优惠，种什么都可以，不需要在本土受到限制，在澳大利亚肯定比在日本那么小的弹丸之地挣得多，但是农民们说，如果搬到澳大利亚，跟旁边邻居隔开20多公里，一大片田就自己种，周围没有人，虽然挣更多的钱，这种生活还是没意思，全都回日本了。

在日本，大量出身独生子女的年轻人失去了勇气，失去志向，他就想自己生活在一个小社区，简简单单、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就可以了，这是日本社会面临的很大问题，中国可能很快会遭遇到类似的现象。

社会活力

《21世纪》：你在《M型社会》中谈到，日本由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禁锢了社会的活力，现在中国社会也有类似的担心。如何持续保持一个社会的活力？

大前研一：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容易获得财富的方式，创新的压力就比较小。以美国为例，创新的主要力量是移民，他们原来生活在社会底层，工作比较艰苦，要努力往社会上层升迁，本土的美国人其实创新能力并不强。

出现既得利益阶层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下，更可能依靠发展起步相对比较晚的地方，比如西南的成都、重庆，还有东北的一些城市，这些地方产生创新的动力会更大一些，而不是大北京或者大上海这样的区域。北京现在有块区域被称为“中国的硅谷”，实际上美国的硅谷本来不是在发展得很好的区域出现的，美国最富裕的地区在东部，而不是硅谷所在的西部，好莱坞也是一样，好莱坞创新最初的动力就是要摆脱贫困。

《21世纪》：过去二三十年间，你著书立说，推动日本社会的变革，但似乎日本社会一直停滞不前，又是为什么？

大前研一：如果你为日本缺少变化或者领导者无能而呐喊的话，希望借此改变政府，那是喊破嗓子也是没用的，我个人付出了很多努力，确实没有太大的成功。

日本政府的不少政策让人非常困惑，他没有改变的压力，原因在于现在日本人普遍满足于过去的成功，习惯于维持现状，比如，街上找不到挨饿的人，生活都很好，甚至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民众整体氛围还是蛮轻松的，并没有感觉发生大的事情。当然，不少日本公司很有进取心，他们到日本本土之外去发展，因为其他国家有压力、有竞争。

一个好消息是，大地震之后福岛核电站出现事故，政府最终还是来找我了，因为我是核能领域的博士。非得有点事，政府才能想起我，祝我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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