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凌霄对于电商的态度却是矛盾的，没有租金等成本压力的电商虽然能以更低折扣卖书，但如果电商过于强势，势必对地面书店造成更大威胁。
更让出版社恼火的是当当、京东、卓越之间全年无休的价格战。凌霄告诉记者，出版社发给当当、亚马逊、京东等网站的书，折扣与发给实体书店的书是一样的，但当当等电商的议价能力在提高，他们看上的书如果要求出版社四折、四五折供货，出版社也只能咬牙供货。凌霄所在出版社的一套畅销童话书被当当看上了，要求低价拿书，出版社每套只能赚一毛钱。印了一万册，最后利润一千块。
面对电商之间一轮接一轮的“图书音像满200送400”、“购书满200打对折”价格战，出版社早已从兴奋变成了麻木、焦虑。出版社供应商之间有几个QQ群，提到年底各大电商又有一轮促销即将开始，没有人为此高兴，因为聪明的电商把价格战的压力也转移到了出版社，促销不仅导致出版社从电商处拿到回款减少，也让地面书店的销售受到挤压。促销狂欢让消费者受益，让电商吸引了眼球，但出版社不是其中的赢家。《新华每日电讯》在最近的评论中更是直称出版社是网站促销的“冤大头”。
然而，要出版社明确对这些网站说“不”，又是办不到的事。放弃电商，相当于放弃了一大块市场，没有出版社愿意冒险。对电商又爱又恨的凌霄依然紧盯着电商市场，盼望自己分管的片区能上马一家网上书店。
电商摧毁了传统书店，又将把出版社带向哪里？没有人有答案。
外行人领导内行人
比起回款，更让人闹心的是管理。凌霄所在的出版社，直到十一月初，2010年的编辑、发行考核结果仍未完成。“说话的多，干活的少，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凌霄很无奈。
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全国出版社的改制。众多出版社从此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但转制后人事管理权仍牢牢地掌握在上级主管单位手里。这就导致出版社虽然经营管理靠自己，但是没有选择自己领导的权力。
目前经营一家小型图书公司的许君对出版社的管理深有体会。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一家民主党派主管的出版社，短短几年便成为了社里的骨干，策划的图书年底回款占全社的一半以上。但内部的派系斗争使他不得不黯然出走。进入一家经营困难的中央级出版社后，他遇到了知人善任的领导，而他迅速推出一批畅销图书，创造了大量回款，成为了出版社的半边天。然而几年后新社长上任，新领导不认同许君的选题方向，两人逐渐心生芥蒂，最终许君自立门户。
“出版社最大的问题是外行人领导内行人。有些出版社已经开始从外部聘任社长、总编了，但更多的出版社管理层仍是由上级指派。有时候，换一个领导，就会死一家出版社。因为领导换了，思路就换了，思路不对，出版社就开始走下坡路，”许君其实并不想脱离出版社，“但如果一家出版社领导不尊重专业人士意见，让人没法做事，那我就只能离开。”
许君评价，和国有出版社相比，民营出版公司最重要的两个优势就是执行力强和同心同德。一位不愿意透露工作单位的受访者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出版社讨论了快半年才决定开通微博，彼时新经典、磨铁等民营书商早已收获几万名粉丝，磨铁总裁沈浩波更是在微博上推书、写诗和员工互动、约作者吃饭，玩得不亦乐乎。而她工作的出版社开通CYE官方微博后，不仅没有专人打理，连出版社的众多员工都不去关注这家官微。“出版社一直是事业单位，一切体制内部有的陋习它都有。但它完成了转制，成为了企业，企业该有的现代管理制度它都没有。”1982年出生的王莉在出版社工作已有四年，正在寻找另外的出路。
北京印刷学院的王关义教授则表示：“一个企业的成长应是能者上，不能者下。出版社完成转制后，注销了事业单位资格，成为了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企业。作为企业，应该有自主权，包括财权、人权。政府应该甘当幕后英雄，有所为，有所不为，多做宏观的引导，让整个行业沿着健康的轨迹前进。”
不过，在出版业摸爬滚打了十四年的凌霄也许不会那么关注出版社的管理和经营问题了，他已经时刻准备好离开这个行业了——这个行业收入普遍不高，而他每天努力工作十小时，工资却不升反降，他对此很不满意。而在记者调查的十二位国有出版社员工中，只有一人表示今后不会离开这个行业。对于要谋求大繁荣、大发展的出版业来说，或许，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应受访者要求，凌霄、许君、王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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