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对外开放、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以来，尤其是私营企业迅速成长的最近十年，这个国家高管的薪酬模式与美国和欧洲高管的薪酬模式越来越趋近了。

与美国同行业公司规模相当的高管相比，中国高管的收入从数字上看是美国同行的一小部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在中国，高管的薪酬超过数千万元（1元=16美分）就会被视为天文数字，而且会引发轩然大波。2007年，中国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China Stone Management Consulting Group）利用公司年报披露的薪酬数据，分析了中国市值最大的200家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状况，这是对高管年薪进行的最近一次研究。他们发现，64.8%的高管获取的薪酬介于10万到50万元之间（大约相当于1.6万美元——8万美元之间），19.5%的高管获取的薪酬介于50万到100万元之间。

2008年，当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平安保险集团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马明哲6，600万元（合1，050万美元）的年薪被披露之后，公众哗然。然而，他的薪资水平比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 Group）首席执行官史蒂芬·赫姆斯利（Stephen J. Hemsley）的薪酬水平还相差甚远，赫姆斯利以1.02亿美元的年收入跻身《福布斯》（Forbes）杂志2011年收入最高的美国高管榜单，这些收入包括执行股票期权计划所获得的收益。

而另一方面，高管的薪酬在中国一直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大部分中国上市公司——也就是那些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只披露高管个人的薪酬总数。这样的数字因为漏掉了隐性收入和额外的奖金等收入，所以，通常并不能反映他们的实际总收入。就这点而言，这些收入只是薪酬冰山的一角。

那么，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数字准确吗？中国高管薪酬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间接薪酬

对中国的高管来说，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年报公开披露的年薪、红利和股息，而是隐性收入。

一家国有企业的典型高管很容易获得隐性收入，因为他们的职业费用水平极具弹性。一位接受访谈的公司高管谈到，一顿平常商务餐的花费可从1，000元到1万元不等。就海外商务旅行而言，高管可以通过“消费权”（consumption rights）的灵活配置和灵活使用来获得并转移收益，这些权利包括办公费用、差旅费、招待费、通讯费、海外培训费、董事会会议费以及会议费等费用的报销。

高层经理人比中层经理人则有更大的操作空间。金融杂志《证券市场周刊》报道，2011年4月，石化巨头中国石化（广东分公司）的高管花费了数百万元消费葡萄酒。此外，国有企业为其员工建房也很普遍。

公司的这类支出会列入在职消费（on-duty consumption）或奖励项下。在美国，类似的在职消费在高管薪酬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且在聘任合同中有明确的规定。而在中国，这种在职消费则是不透明的，而且已经成了很多高管收入的重要来源。

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年报披露的规定，这些规定称，高管的在职消费可列入行政管理费用。因此，我们可以从上市公司的“行政管理费用”中瞥见某些高管的隐性收入。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主任高明华，将“行政管理费用”与在职消费和年收入进行了比较，并计算出了中国100家最大上市公司2010年的在职消费与当年的年收入之比。其中有10家公司的在职消费超过了年收入。

华东师范大学杨蓉教授在20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数据集——研究的根据是1，320家上市公司从2002年到2009年的数据——中所有公司的平均在职消费均超过高管平均薪酬的两倍到50倍，而且这一比例近年来还在不断增长。的确，除了2008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而稍有下降以外，从2002年到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在职消费的增长曲线一直在陡升。

包括南京大学商学院陈冬华教授在内的很多研究者的分析表明，这种隐蔽的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没有什么相关性，或者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在国有企业中，在职消费则与公司业绩存在着显著负相关性。

除了在职消费以外，在某些情况下，隐秘奖金也是高管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一位受访者谈到，2008年年末，中国一家证券公司发放了3亿元现金的奖金。主要的受益人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通常情况下，这类慷慨的奖励会进行特殊的账务处理，所以，公众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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