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联想投资之所以能够成绩显著，与联想的职业团队固然有很大关系，但熟知中国政府运作方式的柳传志，更懂得如何在“国退民进”或者“国进民退”中做生意。据说柳推荐企业家去读一本官场小说，我想，这是他“修身”的内容之一，有人说，在中国，不改变自己去适应官场，如何做生意？这话只对了一半。我要说的是，在中国，如果改变自己去适应官场，这又是什么生意？
从我的角度看，柳传志在引退之前留下了“PC、投资和房地产”这三个板块很是有中国特色的。既有追求理想，追求与跨国公司在主流战场一较高下的电脑业务，同时也有适应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国市场的房地产与投资业务。我们都知道，房地产与投资业务由于涉及的要素有相当多的“政治属性”，由于都是整合性的产业，就可以“赚快钱”，而利益是会重构一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体系与权力结构的，当赚慢钱的电脑业务，与赚快钱的房地产和投资业务在联想集团并存，这会形成什么格局？
从宏观上讲，我认为中国企业最好的交班时间是5年前。那时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主动的调整，接班人在老领导的带领下，推动自己公司的转型，同时也是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转型，这是所谓的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环境做正确的事(Right time, Right place, Right thing)。可现在的情况是，此前四万亿投资造成的浮肿开始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内在生长机理，这种时候交班风险非常大。
联想与万科目前的交班，面临的就是这种环境。联想的PC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移动互联网，苹果的成功说明了联想真正的榜样是三星。联想与苹果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即使要学三星，联想PC需要做战略的明确与聚焦是其前提。我们大家都知道三星当年“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的勇气与聚焦，这就意味着，柳传志需要帮助杨元庆去完成这个真正的挑战。
同样，在中国经济进入浮肿期，改革难度加大的时候，投资业务与房地产业务都深陷其中，两块都涉及到了中国经济最深层的问题。这种时候，这两大业务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做改革的先锋，联想房地产与联想投资成为中国深度改革的试验田，另一种选择就是走寻租之路，在改革时期，也是最好的寻租时期。
我相信，联想既不是先锋，也不是寻租者，而是所谓的“中庸者（不偏不倚谓之中）”，这符合柳的性格。在这样的一些大背景下，柳传志会完全放权吗？我深表怀疑，这不是对他个人的怀疑，而是对联想三大板块在今天之中国经济环境下的忧虑。
这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交班时的纠结，就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希望他们长大，但又绝对不可能放心他们独立地面对各种挑战。
万科王石也同样面临宏观经济变动给企业带来的困境：房地产调控打乱了万科的步调，在这种背景下郁亮提出了“因势而变”的实用应对战术。这本无可厚非，但对于追求人文精神与企业公民的王石而言就是一个问题：为速度与规模牺牲品质与追求，这是否还符合万科的追求？王石的问题也同样是柳传志的问题：如何让接班人既灵活应对形势，又不成为绩效主义的“牺牲品”？
在接班人问题上，中国企业迄今的成绩并不好，未来一长串名单也仍然是未知数，比如华为、海尔、TCL等等。而对这些大企业、明星企业关注的背后，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所需要面对的普适性问题。以王石、柳传志为开始，中国企业的接班人问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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