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较有影响的杂志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伟大的企业家》中，作者自问自答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理念和价值观与‘伟大’二字有些距离”。这固然有道理，然而如果把理念和价值观理解为一种目标口号或者辞藻，中国企业家早已“伟大”到顶峰，甚至可以把洋人甩到后面。倒是一千三百多年前魏征一语中的：“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即理念和价值观口是心非。似乎这才是中国出不了伟大的企业家的一个症结所在。
“是非相乱”难出伟大企业家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的重要辅臣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叩问：“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此意与我们今天所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物”，“为什么出不了伟大的企业家”是一样的。不过，魏徵的叩问更为犀利，其逻辑是，出不了“忠良”，与“不肖难退”相辅相成。“不肖”虽然不都是贪赃枉法之徒，但在今天看来，肯定是在缺乏伟大企业家的企业家队伍中鱼龙混杂。
魏征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对口是心非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在第一层意思里，所谓的言，就是要“进忠良，退不肖”的意思表示，作为培养和任用高层次人才的表态，这是没有问题的，即为“是”；所谓的行，就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则为“非”。第二层意思则揭示了口是心非的实质：口头上表达的可能是言不由衷，迫于“出乎公道”的舆论压力不能没有这样的表态；实际上并没有当真，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走上了邪路。作为一方诸侯，表面上要行公道，实际上行为不端，在其治下总是存在不足为人称道的地方，直至是非不分，人妖颠倒，难以成为人们的楷模，自然不配称什么伟大。
从今天的语境看，这涉及到顶层设计，正如有关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的这种环境（自然是体制）还没有到出伟大企业家的时候”。其实，这也不完全归责于体制或者制度，应当在相应的体制或者制度出台之后，看倡导者是否有践行的“精诚”。体制或者制度无论怎样缜密和详尽，都不可能自然产生应有的效果，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况；如果主导者没有践行的“精诚”，体制或者制度就会被空置，人们不难找出钻空子的对策。魏征的可贵之处就是向顶层设计的设计者问责：“进忠良，退不肖”的要求，你唐太宗说了千百遍了，可就是没有像样的行动。“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看起来很努力，实际上很难达到理想的管理境界。
所谓伟大出于平凡。有作为的企业家没有不想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的，之所以难以进入伟大的境界，往往是因为不能专注于平凡，缺乏做实业的耐力。这又与经不住各种“捷径”的诱惑有关，导致潜规则盛行。潜规则盛行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实际做的那一套像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在急功近利中大行其道。当然，由于顶层设计存在一定的问题，不能推断企业家是潜规则的始作俑者，他们一开始为了赚钱或者生存，不得不屈从潜规则。然而一旦从潜规则中尝到甜头，似乎不需要艰苦的努力就能快速致富，就很容易从屈从到迎合潜规则，把潜规则当成赵公元帅。企业大厦通过潜规则建立起来，在新的竞争态势中难以招架，就离不开潜规则的支撑，往往为了保住既得利益“涉乎邪径”而不能自拔。
转型是对正当管理的回归
如果说此前中国没有涌现出伟大的企业家，与经济发展或者商业模式缺乏可持续性有关，那么为解决可持续性而要实现的转型，同时也是对伟大企业家精神的重塑。这涉及到对转型的正确理解，转型并非完全是市场的转移，而是对原有市场秩序的厘清，需要校正理念和价值观“是非相乱”的伪相，倒逼企业家摆脱潜规则，回归经营管理的本真。相对于潜规则中不正当管理盛行而言，转型就是回归，是对正当管理的回归。
正当管理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出乎公道的管理，正当主要针对的是合理合法的赚钱或者赢利，以及合理合法的赢利对资源的使用或者消耗。它既体现了企业家崇高的追求，又是应当坚守的底线，否则就是在进行不正当管理。一般情况下，企业家坚持正当管理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在于，当坚持正当管理一时难以突破成长瓶颈，而企业又急于谋发展，两者只能选其一时，企业家的心理天平就会向后者倾斜，不惜以牺牲正当管理为代价。反过来说，向正当管理的回归需要向一度不加区分的负面绩效说“NO”。负面绩效往往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不正当行为，起初属于个别的局部的问题；当负面绩效被拿来作为构成业绩的组成部分时，个别的局部的不正当性就成了全局的问题，企业家即使没有亲为，也要为其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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