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企业家个人热衷于“投机主义”，即使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无法去翻历史的旧账，面对转型过程中的重新洗牌，“老黄历”也不能再翻了。早有专家指出，转型中的战略选择的导向已经从“机会导向”转变为“能力导向”；而且有不少的企业家也切身体会到，原有的那一套现在不灵了，要想战胜被淘汰的危机，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不能单纯从“术”的层面上来理解转型中的转变，须知转型并非是投机手法的改变，不是进行新的一轮投机。一个时期以来，投机与抓住机遇被混为一谈，危机与机遇并存在官方的文件上屡见不鲜，那其实正是挖一个更大的坑填补以来已存在大坑的潜规则。转型要完成结构调整的使命，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绝不能让导致产能落后的投机方式复活。
其实，伟大的企业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我们身边并不缺乏伟大企业家的种子选手；只是当“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的逆向选择难以让他们脱颖而出，以至于“劣币驱除良币”。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这是为何？”封德彝回答：“下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只是现在还没有出类拔萃的俊杰。”唐太宗说：“如你所说，我只有在梦中见到商代傅说那样的贤相，学周文王靠占卜找到姜太公之后才能开始治理国家了。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是被遗漏不被我们发现罢了。”封德彝听后，惭愧地无地自容。当代伟大企业家身影的出现也是一样，与其叹息为什么出不了，不如反思为什么没有发现。
从改善小环境走向“大家”
中国伟大企业家的涌现固然有赖于顶层设计的完善，但企业家自身的努力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有作为的企业家完全可以发挥积极的助推作用，为其提供成功的范例。同时，有利于伟大企业家脱颖而出的顶层设计的落地，也有待于企业家正当管理自律精神的形成。如果说顶层设计的完善有一个过程，那么企业家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完全可以在自己的企业范围之内率先垂范，通过小环境的改善向伟大企业家的高峰攀登。
改善小环境需要从内部的正当管理开始，坚持以人为本。这当然需要承认劳动者的价值，保证劳动者应有的尊严；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应当“出乎公道”，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一方面，在内部的利益分配中不能以权为本，以权谋私，进行利益输送。另一方面，用人时应当“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激励时不忘被体制边缘化的群体，处罚时绝不被强势者要挟，才有助于克服“是非相乱”的现象。否则，“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奖赏不能勉劢大家为善，惩罚不能禁止有人继续作恶，希望达到邪正分明是不可能的，也难以得到“局外”人们的认同。
在正当管理中坚持自我约束，在自我约束中通过创新完成转型的伟大任务。在正当管理中赢利，属于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训，显然不能怎么赚钱怎么干。B2B公司引咎辞职的卫哲在公开道歉中曾说：“我们不能被业绩所绑架，放弃做正确的事！”但是，如果说正当管理会增加更多的负担，无法比别人更多更快的赚钱，那也未必。正当管理只不过更需要通过实质性的创新而不是通过投机或者忽悠人赚钱；一旦在实质性创新上获得突破，就能抢占企业迅速成长的制高点。近日被雅虎任命为CEO的前谷歌高管玛丽莎.梅耶尔认为，“创新需要约束”。四年前她就指出，“这是我最喜欢的观点之一。人们总认为创新就需要毫无约束，但工程师在有约束的情况下更能进步。”因为这种约束对于创新，既是支持又是保证。
当然，在企业内部坚持正当管理，改善小环境并非独善其身，而是要“把企业经营当作改变社会的舞台，通过自己的独特贡献使世界变得更为美好”。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形式，是通过产品和服务的上下游关系，进行秩序的输入与输出，反对不正当管理。比如富士康发生N连跳事件，被舆论质疑为“血汗工厂”，劳动时间与薪酬的管理涉嫌不正当。尽管富士康已经采取了改善措施，但是苹果公司迫于舆论的压力，还是授权第三方FLA调查富士康工人权益是否受到合法保护。从法律层面讲，苹果没有权力为供应商设定一个工人权益或者用工标准，但作为供应合同的当事人，苹果拥有选择权：如果供应商在对待工人权益方面达不到苹果的要求，苹果可以选择其他的供应商，从而可以促使“血汗工厂”更弦改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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