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克兰，到处都活跃着犹太人的身影，比如1616年波兰王室的土地半数以上都由犹太人经营，仅在贵族奥斯特罗兹斯基家族庄园里就有4000名犹太人承租者。这样三角形的阶级构成恰好也就是波兰民族的构成：波兰人是上层，哥萨克与乌克兰农民是下层，犹太人成为中间阶层。乌克兰的农民与哥萨克直接面对的并不是波兰贵族，而是作为他们代理的犹太人。从此，乌克兰人与犹太人之间世代的恩怨纠葛就这样埋下了，因为乌克兰的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
无可奈何的犹太人被波兰贵族打造成了“二地主”。他们必须调动一切智慧为贵族管家、放债、收租，还要包揽各种管理和经营领域。本来这种直接的利害冲突是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犹太人成为“二地主”就必然招来哥萨克与乌克兰农民的怨恨。另外，具有生意头脑的犹太人还从主人那里取得了所有赚钱的营生，包括典当行、谷物、牲畜的买卖，经营酿酒作坊、制烟作坊，酒馆、磨房、商业运输的专营权等等。
希腊人说：犹太人破产后仔细检查自己的帐目。
匈牙利人说：犹太人的上帝是财神。
意大利人说：犹太人进市场如鱼得水。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记住，有钱的地方就有犹太人。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说：对犹太人来说金钱是惟一的阳光，他照到哪里哪里亮。
塔木德说：《圣经》发射光明，金钱散发温暖；没有面粉、就没有圣经；身体依靠心脏而生存，而心脏则依靠钱包而生存。由此看来金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而更加伟大的是驾御金钱的力量。
犹太商人做买卖，是以现金为标准的，不愿意放账。他们对贸易伙伴的信誉评估，首先考虑他的公司值多少钱，他的财产可换成多少现金。然后在此基础上与其做买卖或确定价格条款。他们认为，世事多变，祸福相依，一旦发生天灾人祸，除了现金钞票外，别无他物可以立即东山再起。犹太人的现金主义，也许与他们长期以来遭受迫害和排挤有关。他们在许多国家多次遭受排犹，每次排犹运动都遭到财产没收，能逃生者不外有现金在手。这种历史教训使他们形成了现金的观念。事实上在当今的贸易中，现金仍是十分重要的，瞬息万变的市场中，风险潜伏在各种买卖活动中，如果忽略了现金主义，往往会导致血本无归。
三、马克思故乡的犹太人如何生存发展？
特利尔城的犹太人大部分是从东欧波西米亚迁居而来（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根据史料记载4世纪，犹太人在罗马统治时期就已经以“犹太人聚集地”的方式生活在德语区了，而那个时候还没有德国这个概念。当时的犹太人“聚集地”是四面高墙，晚间大门上锁，这种情况大约延续了400年之久。在大多数基督徒眼中，定居德国的犹太人是恶魔，是灾难的象征，是大灾星。在欧洲许多地方，犹太人如果离开其“聚集地”就无安全可言了。虽然有些聪明的犹太人也会在白天到聚集地之外打工赚钱，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交往却都局限在聚集地之内。犹太人的社区是与世隔离并且自理其政的实体，有自己的文化、法律和税收。聚集地的生活方式也排除了欧洲犹太人从事农业的可能性。
中世纪的基督教规定，犹太人必须在帽子上和衣服上缝制一个记号，有了身份识别的记号，犹太人就更容易遭受攻击和勒索。基督教对犹太人惩罚措施包括：烧毁犹太教堂、学校，用土掩埋没有烧完的东西，不要留下一砖一石，让人想起这些建筑曾经存在。捣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去住牲口棚，让他们明白犹太人不是国家的主人。给他们受苦，褫夺他们的自由，没收他们的经卷，关闭他们的学校，禁止他们旅行和贸易。把他们的财产充公，因为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是放高利贷盘剥我们而来。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犹太人所到之处，都激活了一个社区的经济生活或者繁荣了一座城市的商业经济，给定居地带来了繁荣。所以上至皇帝，下至地方长官，许多地方都乐于给犹太商人提供专门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完全取决于地方市镇官员的一念之差。
到了17世纪初，历经30年宗教战争蹂躏后的德国百业凋零，犹太人因其跨国的联系和融资方面的能力，使他们成为德国经济复苏的希望。为了振兴经济，许多小公国纷纷推出类似当今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政策，各地领主热烈欢迎犹太人前来定居。犹太人由此获得购置地产和公开崇拜的权利，一些能力非凡的犹太人甚至入阁，参与公国的财政管理。甚至德国上流社会也逐渐开始接纳犹太人。例如，“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形容犹太顾问是贵族们的“秘密武器”。1859年，俾斯麦雇用了一位犹太银行家布莱西罗德作为他投资和金融方面的顾问。俾斯麦的财富在布莱西罗德打理的近30年里，保持了年均10%的复合增长，而俾斯麦每年都将利润抽走，用于购买土地和森林。土地和森林就像银行一样提供稳定恒久的回报。他的算盘是：土地随人口的增长，每年约增值2%；木材价格每年涨2.75%，合计4.75%；再加上森林每年的自然生长。这个收益就是无风险的收益。事实证明，虽然在后来的50年德国经历了战乱、通胀和萧条，但俾斯麦的森林和土地却一直稳定增值。可见，犹太银行家的投资策略具有高度的前瞻和预见性。
但即使在最有教养的精英层，宽容接纳犹太人的良好意愿也经不起考验。德法战争时期，拿破伦受到德国基督教爱国主义的激烈抵抗，夹缝中的犹太人，又成了替罪羊。19世纪初德国经济以农业为，除了当小商贩以外，犹太人还经营粮食和牲口，青黄不接的时候，德国农民只好向他们借贷熬过严冬。可是借贷人通常不会感激债主，社会失控时还会把债主当成泄愤的对像。1819年在莱茵河流域和德国各地爆发针对犹太人的骚乱。19世纪下半叶德国高速工业化进程，引发社会动荡，与小城镇守旧的德国人相比，犹太人很快适应了大都市的新形势。农村农民破产后，甩出的劳动力进入了主要由犹太人掌控的城市纺织业和成衣业，供大于求背景下，纺织业工人的工资越压越低。从此，犹太业主背上了剥削的骂名，柏林、法兰克福、维也纳等城市，遍地开花的犹太银行和投资公司的经营更是给他们带来致命的后果。1873年，犹太铁路大亨和一群小犹太投机家们哄抬起来的股价破灭，一跌到底。股市崩溃后的整个德国社会，在对犹太投机家的愤怒声讨中形成了现代反犹的浪潮，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的恶果从这时起被悄悄地种下。
犹太人像夏洛克那样穷凶极恶硬要从人身上割一磅肉的犹太商人形像，是再也洗涮不掉了。1873年股市恶梦随后的几年里，德国知识界兴起的反犹种族言论。许多社会名流的讲演和论文中攻击犹太人，把他们视作德国社会中永远的异化因素，是病毒根源，时刻威胁着德国文化活泼的生命力。德国知识分子还用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神学术语将犹太人的恶魔形象包装一新，此举大大强化了民众的反犹倾向，对反犹蔓延起到了引导作用。此时，犹太人在德国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大批德国犹太人涌向美国。
到19世纪中期，犹太人已被接纳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多数是来自德国犹太人。他们资金微薄，也没有什么技能，他们只能四处沿街叫卖，依靠小本经营。当时，在所有来美国的拓荒者身上平均携带了20美元，而在犹太人身上平均下来只有9美元。即使是最富有的犹太人，当时身上也不过30美元。历史学家描绘出了犹太人当年起家的状况：“一个装备齐全的叫卖小贩，需要10美元的总投资：5美元办个执照，1美元买个篮子，剩下的用来买货。为数不少的人，往往为了逃避第一笔开销，而尽量地压缩最后一笔支出。”由此可以想像犹太人当年的窘状。然而，在不过二年的时间里，许多犹太人就从难民身份，变成了富有的中产阶级。到美国南北战争时，仅纽约一地就有50多座犹太教堂，还有不胜枚举的犹太人市民团体和慈善组织。德国犹太人不仅在自己的社区里表现积极，而且作为商人和银行家，也活跃于美国社会各界。1860年一共有374家犹太人的公司具有商业信誉，到1870年，这样的犹太人创办的公司则增加到1714家。到了后来，这里面竟然出现了声名远扬的全球富豪。例如梅西百货公司和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以及像《纽约时报》这样庞大的新闻机构。美国《幸福》杂志这样写到：“当犹太人已经成为欧洲商人和美国金融家的时候，这些人还在挥剑扶锄。”
2012年12月7日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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