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我们的民营企业在过去一百年都怎么选择的呢？非常有意思。
第一种选择就是张謇，张謇不仅是学问很好，而且在体制内也做的很好，最后回到家乡办实业，深刻的卷入了当时的维新改革，后来还当了部长，甚至在袁世凯政府也当了部长，而且做一个叫做立宪派的一个首领。他的企业做的很好，当时的沙场也是全国首屈一指，自己超级有理想，因为他自己几乎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没有什么家当，这是一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也是非常有理想的民营企业，在1952年一个早上，他跟他的家人讲，我累了，我要休息。于是吃了安眠药再也没有醒来，这个人叫卢作孚，他在30年代的社会理想非常大，他说我的理想就是要人得人，企业家最高的理想就是仁义的人，我需要为社会做事情，我就能够充满理想的做，最后得到，要人得人，这样的人，最后在1949年以后，由于当时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和整个社会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前期用政治的方法给他以最大的伤害，他对身边的人为我们党的干部搞定，然后在整个的北京见了一次中央领导，于是为身边的人收留了一个过去非常穷的孩子，这个人举报他腐蚀共产党干部，所以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在这样的政治转换当中不能适应，而不是在经济和社会奉献当中不能适应，于是他选择了离开。还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在1956年的时候，毛泽东说你是中国头号的大财团，于是他说，我的一切都要捐献给国家，从此我得到的粉红要再投资，我不再剥削，不再勾心斗角，我要成为新中国的工作人员，他又做了一次选择。于是这样一个百年老店不存在了，或者可以成为跨国的竞争性的大财团不存在了，我们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先进的国家领导人。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也在做选择，这个人他最后的回忆录里写，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政府方面派来的人已经让我们没有办法生存，因为原材料的供应和资金都已经被政府垄断和控制，另外天天让我们学习，道德上摸黑，甚至有的拉出去枪毙，最后连自己家生活的钱都没有了，这样的资本家有什么可当，于是他全部都捐出去了。当时民间资本一共23亿，陈云算了一笔帐，用7亿把他们赎买，最后买爱国公债，这部分人被温水煮了青蛙。还有一部分人，一看社会太动荡，太变革，于是就放弃了当时在大陆的经营，跑到了香港和美国，30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又回来了。这就是过去100年民营企业所能做的面对经济成长社会转型时候，当社会转型不能够沿着民主、法制轨道发展的时候，我们做的所有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选择当中，我们今天又看到了历史还在重演，今天在座的非常多优秀的企业家正在像当年的张謇一样，求人得人，一方面努力做企业，另一方面回报社会，同时积极希望推动社会的民主法制的建设。我们也看见了像荣毅仁这样的身影，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献给党，而且是以条件的，已经言语之间的表达完全超出了荣毅仁的觉悟。第三我们也看到一些民营企业积极的在办理移民，试图用钱换取另外一种安全，这就是我们讲的移民问题。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民营企业正在积极的用投资的方法来离开这个现场。
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了中国未来怎么办呢？当然，最近30年我们看到了“十八大”之后我们的新的领导集体，有两件事情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信号。第一就是要界定清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要管住政府那支闲不住的手，不要在企业家的怀里乱摸，这是“十八大”给我们的信号。第二件事情，我们新的领导集体给我们的信号就是要依法治国，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最终的目标要界定清楚社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一切都是要寻着宪政和法制的渠道规范和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为未来的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一个持久的法制的基础和宪政的基础。
所以，由于这两件事情给了积极的信号，我们今天可以有信心的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我们未来再一个50年，我们可以专心像柳总说的，我们能够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们再也不想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儿。我们以前总跟柳总开玩笑说，有些企业家之所以看别人进洞房，自己高潮，就因为洞房里动静太大。我希望民营企业真正就像东升讲过的一样，我们真正能够希望未来有一个民主、法制、宪政的一个社会环境，有一个管理自律，而且能够自我管理有效的政府。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企业家扎扎实实的做自己的事儿，像刚才马行长讲的一样，我们只做自己的事儿，我们特别希望只做自己的事儿，对别人洞房的事儿兴趣不是太大，希望你们洞房的动静小一点，让我们创新的声音，让我们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大一点，这样我们有希望，国家社会当然就会得到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和法制的宪政以及政府的改革更加有效，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大，我们的希望才在明天，在后天，在永远！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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