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重点进行了以土地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第二个阶段，从1984年开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改革以国有企业为中心，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了以国企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当前，需要逐步实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的第三次转移，即由国有企业为重点，转变为以市场和政府关系为重点的改革，这将是一场规模更大和内容更深刻的革命
以往30多年的改革都是政府主导，下一步改革显然还要靠政府。没有政府主导，结果只能是失败
下一步改革重点应转向政府与市场关系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30多年的改革都是政府推动或政府主导的，从而保证了改革的稳步推进，才取得了用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不俗成就：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世界少有；30多年老百姓生活的持续改善，世界少有；经济运行的长周期也好短周期也好已经被连续增长所代替，甚至有人宣称中国不存在经济周期，世界少有；综合国力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不断提升，将一些国家不断地甩在后边，世界也少有。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下一步改革显然还要靠政府。没有政府主导，结果只能是失败，甚至葬送前期改革成果。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更多矛盾也集中到了政府自己身上，这就提出了继续深化政府改革、更好地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政府的任务。
革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改革在不同时期重点也不同。时代变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变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会随之改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重点进行了以土地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核心是变更土地的产权制度，将集体所有、集体占有使用的土地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民个人占有和使用。结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短短3年时间就基本解决了当时10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第二个阶段，从1984年开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改革以国有企业为中心，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了以国企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其间经历了承包制和股份制的激烈争论之后，最终选择了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需要逐步实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的第三次转移，即由国有企业为重点，转变为以市场和政府关系为重点的改革，这将是一场规模更大和内容更深刻的革命。之所以要实现改革重点的第三次转移，其一，国有企业还面临许多问题，宣布改革已经全面完成还为时尚早，但与前一时期相比，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在既定方针下在技术上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其二，无论下一步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也好，还是深化城市改革也好，其中的核心问题都是政府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讲，就是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其核心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相适应的政府。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这不仅是对企业的要求，也是对政府的要求。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途径是精简。建国以来，我国进行过8轮政府机构改革，最近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是1998年开始的，国务院直属部委由40个减少到28个，地方政府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精简。近两年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拆并，但机构过于庞大的问题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改革。目前发达国家的政府部级机构一般不超过20个，日本只有12个省、美国有13个部、德国16个部、瑞士14个部、英国15个部。从上下来看，层次过多也需要精简。通过减少行政层次，中国各级政府的面貌将焕然一新，彻底实现好政府、效率政府的目标，继续担当引领中国走向繁荣的重任。
政府机构改革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政府，也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职能更加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讲的，要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具体而言就是：第一，要由以前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转变为调控和监督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府的职能要由以前比赛的直接参与者变为公正的裁判员，即制定规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求企业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主体。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好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缺陷，监督市场主体的不规范的市场行为。
第二，要由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为主，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第三，要由以前的以审批和资源配置为主，转变为服务和创造良好的环境为主。
第四，要由以前的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轨道，微观层面的市场主体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推动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但我国的社会问题却进入多发期、凸显期，需要政府下更大力气解决，否则，过多的社会矛盾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增长。从现实来看，政府需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把更多精力放到社会管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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