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市场新兴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异化相当显著。莫雷蒂指出，在1980年，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高中和大学毕业生是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一半。但是，如今这个比例已经逆转，而且弗林特老工业区和奥斯汀高科技区的员工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因此，如果人们问道，‘科技是否会创造下一波就业增长热潮?’我的回答是，‘视情况而定’，”莫雷蒂说道。
尽管科技未必能像从前那样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但是其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最有经济价值的。莫雷蒂指出，每个科技岗位可以为不同的支撑性产业创造5个新工种，从医生、美发师到遛狗师。但是，这种“乘数效应”对于生产型工种却是效果甚微，每个科技岗位仅能创造1.6个工种而不是5个。他补充道，而且多数是因为技术型工种的工资较高所致。
由于这种较高的乘数效应，大多数人永远没有机会从事科技行业，即便是在硅谷这样的高科技行业密集的地区。“科技工作将属于少数人，大约是30%左右，”莫雷蒂说道，“重要的是打造这个30%的基础……”
莫雷蒂和其他几位参会者认为，传统制造行业消失的工种将一去不返。如果还会重现，也只会少之又少，就像是苹果公司讨论在美国设立的大型自动化制造工厂。
迈克尔-崔(Michael Chui)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就业机会，他指出，“就业透明化”已成为选择研究课题的大学生的重要问题。他们必须知道未来的工作可能会是怎样的，但是当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往往没有可用的数据，而这些对他们的职业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他还指出，美国必须增加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大学生数量。中国大学生有40%学习的是这些专业，德国的比例是28%。但是崔指出，在美国，这个比例仅为15%。
他指出，即便是在这四个学科当中，其优先级也需要重新调整。例如，传统的精英科技教育通常包括微积分。但是，可能统计学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崔说道，因为未来的管理者必须能够更加智能化地应用海量数据，目前各个公司日常都在收集这些数据。
教育是关键
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是研讨会的第四位成员，他是谷歌首席经济师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名誉教授，他对观众说道，要在不断发展的以科技为导向的社会中确保自身的就业机会，其中的“秘诀”在于“让自己成为日益廉价和普遍的事物的昂贵的替补者”。例如，他赞同崔提到的对“数据科学家”日益增加的需求，因为这些 “数据科学家”可以处理公司越来越庞大的数据库。
瓦里安还提出要加大对科技行业创造的“支撑性”工作的评估，比如医生和律师，这些工作要求从业者经过专业训练，而且他们通常收入可观。
从较为积极的角度，瓦里安对美国就业问题提出了全局性的长期观点。他指出，在过去30年里，超过10亿民众已摆脱贫困。此前，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全球发展将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在发展中国家将会有10亿大“赢家”，因此在其他地方肯定有相等数量的输家，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瓦里安指出，这些富有地区确实正在面对和就业相关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考虑到这些全球的巨大变化，我们在这个国家已经做了很多，这令人感到神奇。”
在具体的政策建议方面，莫雷蒂表示，他提倡实质性的和永久性的投资税减免，并指出联邦政府对科研支持的重要性。他谈到了五角大楼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很多科技成果，该机构早期投入的研发资金使得很多科研项目获得成功，从互联网本身乃至谷歌最近推出的无人驾驶车。
研讨会小组再三强调了适当的教育的重要性。“现在是可以运用所有这些新科技的企业家大展拳脚的黄金时代，”布林约尔松说道，“但是同时，目前也是不具备特殊技能的工人的黑暗时代，因为所有这些工作都可以自动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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