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您认为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做并购？
韩惠源：这要涉及到一些具体战术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第一，行业空间够不够大，产业链够不够长；第二，一些充分竞争的行业由于某些历史、制度的原因导致经济动力不足，或充分竞争的行业走到了整合的拐点上；第三，由于某些政策法规的因素导致有些企业的资产价格估值不均衡；第四，机会市场。机会市场或许由于某个大事件或历史原因，造成了某个行业脱离了原本的发展轨迹，这就是机会市场。总的来说，并购的主体和并购对象应该能实现技术、市场、人员、资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协同效应。
价值中国：根据我们的研究分析，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并购首先要考虑政企关系。在您看来，并购中谁的利益最大？
韩惠源：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博弈。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人生观比较功利，价值观又很虚无，往往把各种并不直接相关的事情揉在一起处理。通常讲的“罗马的归罗马，上帝的归上帝”，就肯定不是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简单关系。捋清楚纯商业和商业伦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其重要。资本的属性就是逐利，这是纯粹的商业问题，就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
作为企业经营来说，最大的利益是股东利益。在某一个时间窗口，股东的利益与公司利益有着高度一致。但是在某一个阶段未必是一致的。企业经营就要为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员工的利益更多地是靠法制的力量在起作用。
价值中国：中国并购市场并未发育成熟，在一个并购案例中，PE、中介机构、投资银行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韩惠源：研究一个市场，一定要分析他的参与者，这些市场参与者如何进行利益分配首先要搞清楚。这个市场里，PE、中介机构、投资银行大家在相互融合。我们扮演的角色，是在法律框架之内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升他的生产要素能力，获取我们的收益。
价值中国：您刚才提到全球资源中国成长，且最近硅谷天堂完成两起跨境并购。我们也看到中国企业在做跨境并购时，PE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在跨境并购的观念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韩惠源：目前，大家对并购的文化、观念、技术手段的认识是不成熟的。中国有很多失败的案例，以联想并购IBM PC事业部来说，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现在都还不好说，做出成功的判断为时过早。尽管海外并购遇到了种种问题，我认为大家对跨境并购的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第一，中国企业对海外资本市场的研究比以前更有经验了。第二，中国企业对全球资产的估值和技术差距有更深刻的认识，第三，政策环境日趋完善，技术手段更加丰富。
价值中国：最近我们梳理了阿里巴巴的私有化过程，在阿里巴巴的私有化或者说是管理层阳光MBO中，由银行来提供杠杆资金是很重要的。
韩惠源：是的。中国的银行受到的是混业经营的限制，同时每个人控制风险的能力是不同的。投资活动最重要就是两点，控制风险一定是前提，第二点是通过专业能力获取收益。银行和其他参与者对风险管控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价值中国：就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来说，德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判案例。
韩惠源：德隆成为了大家分析的案例，他最成功的就是能聚集一批在这方面有理论、有实践的人才。他不仅仅是摸索实践，更是按照此前的设定目标按照专业化手段来实现。一个投资案例，需要等到5-7年后才能验证出来。并购是强技术型的实证科学。德隆就混业和分业经营做的探索和实践给后人留下很多研究的空间。
价值中国：专业能力是不少创投不被企业所接受的主要原因。
韩惠源：是的，你的专业能力不能足以吸引企业家，当然就不被接受了。企业需要融资，企业发现投资公司的专业能力、战略确定、企业的基本经营规范、重新确立市场目标，在这些方面不能够给他足够的说服力，当然愿意选择债券。还有一个就是文化方面的。开放的心态认为用股权来做大家利益均沾的方式走得比较好，更加市场化，更加容易把业务做大。
价值中国：从创投的角度看，一些企业主的想法也比较多，以至于今天做的决定明天就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能否提供些建议？
韩惠源：这个我们见得多了。在目前这阶段，外面的“噪音”是很大的，也许永远都会这样。所以说我还是要回到刚才说的专业能力上面。你的影响能不能大过其他人的声音，你的影响还是来自于你的专业能力。
想认识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创业专家，快来加入“中国创业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