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开放下的利益之争

现在，没有和“云计算”沾亲带故的平台几乎就不叫平台。而移动互联的平台，更是直接成型于云。

在互联网行业，“云计算”指的是一种超级计算模式，将大量用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计算资源池向用户按需服务。

如果你觉得这种解释过于抽象，那么，形象一点，就是在远程的数据中心里，成千上万台电脑和服务器连接成一片电脑云。或者，按照CSDN创始人兼董事长蒋涛的说法：“狭义上的云计算、公共云计算，是说我作为开发者开发一个服务，不再需要到我们用传统方式买机器来配置，而是可以到一个公共平台上完成，你只需要花几十秒钟的时间开通服务就可以了。”

云计算的历史其实很短，仅仅五六年的时间。2006年3月，亚马逊推出弹性计算云服务，同年8月，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搜索引擎大会首次提出“云计算”的概念。两年前，阿里巴巴云计算团队以独立身份出现，“阿里云”公司成立。

但在蒋涛看来，最近这段时间，“平台”、“云”之类的词汇已经泛滥成灾，即便从广义上理解也不够严谨，“现在所有的服务都要套用一个‘云’，但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公共的云计算平台。阿里云计算是第一个真正的发布出来。”

蒋涛认为，“国内真正能够将云计算平台做出来的，只能是大公司，像阿里、百度、腾讯，大概3家，新浪现在也做了一点。”

云也有“公私”之分。按其服务对象不同，可分为“公有云”和“私有云”，前者具有一定社会性、普遍性、公益性，而后者的使用范围则局限于自身需要。也就是说，云平台搭建起来之后，服务哪些对象，如何让这个平台良性运营健康发展非常重要，这也直接决定了平台的开放程度和价值。

理论上讲，谁都愿意让平台价值最大化，而且兼顾各方利益，就像胡泽民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是做一个平台，跟开发者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它做成一个生态，让开发者赚钱获利，开发者不赚钱，不获利，我们也就无法生存下去。”

但是在现实环境中，企业还必须考虑自身的生存和赢利。

DeNA中国区副总裁王勇在谈到海内外市场的差异时，就特别指出：“国内不是内容为王，而是渠道为王的时代，但是在海外确实是内容为王。比如分成，在海外开发者是7，平台是3，但国内恰好相反，做的比较好的也就是对半分。”

“第九城市”副总裁沈国定没有透露他们与开发者的具体分成比例是多少，但是，“对开发者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一般还是开发者占大头的”。

哇棒公司副总经理赵宇光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平台的完善程度，“国内为什么缺少杀手级应用?一是国内的环境让开发者看不到多大希望，他们很大一部分都是做国际化软件，卖到国外去，另一反面，国内很多开发者的规模都比较小，没有团队配合、公司化运作，是很难做出好的应用来的。”

但情况也许比想象得更为复杂。以谷歌为例，谷歌是一个开放平台，Android是免费的，而且可以任由开发者调整，这是因为它有强劲的广告收入。数据显示，今年谷歌的广告月收入达到30亿美元。同样是平台，但腾讯今年上半年的网络广告业务收入仅为人民币7.932亿元(1.226亿美元)，与谷歌相差悬殊。相对于平台的运营，这个费用显然无法支撑。所以，如果没有雄厚的主营收入为基础，全面开放的实施难度就会比较大。

“所谓的开放，是没有主流业务的开放，觉得拿出来能赚钱，就自己做。”蒋涛如此评论。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中国的巨头还没有习惯去建立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他们现在正在学习去建。比如说腾讯也是一样，他研究的是内部的，并没有讲到说我把这个能力开放出来，开放出来的东西怎么去经营，中国的公司还不会，他们正在学习。开放肯定是有利有弊的，而且是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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