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三鹿的事情来说，今年六月起就有人在质检总局网上举报三鹿奶粉质量问题，举报信息却被隐藏，任由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在货架上继续售卖。8月17日，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安全工作督导组还到三鹿集团调研，而调研的目的不是毒奶粉，而是为了宣传三鹿好的质量管理经验与方法，为我国食品安全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

　　进入9月份，事件波及面继续扩大，各地卫生部门不约而同地将疑点集中于三鹿奶粉，而三鹿集团每次都把责任推给消费者不懂得“科学喂养”，并且不忘把质检部门挂在嘴边，而质检部门也很配合地不予以否认。

　　直到9月11日，卫生部向世卫组织报告有关疫情，三鹿销售受三聚氰胺污染的毒奶粉才终于大白于天下，并且数量是700吨。而在社会巨大的压力下，河北省政府也发言撇清同三鹿的关系，一时间墙倒众人推。

　　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因为卫生部和质检部门的利益博弈，这件事情还要拖多久。

　　从某种程度上说，三鹿毒奶粉事件反映的不是一个企业产品质量事故的个案，而是反映了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权利博弈的现状，这种博弈不仅仅体现在集权的各利益部门之间，也体现在各地方以及利益团体对权力的滥用、垄断、相互制衡的复杂局面上，我们距离完全的市场经济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