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中山，如果王金燕（音译）是一个具有高中学历的失业工人，她的求职简历大概是这样写的：“职位要求： 薪酬优渥；工作轻松，车间有空调；周末休假；宿舍有无线网络和洗衣机；外加一个体恤工人的老板。”

最近几天的下午，王女士在这个制造业重镇的大街上都能遇到一长溜的招工者，今年25岁的她并不急于找到东家。 一家内衣工厂开出条件，他们为员工提供伙食津贴以及其他额外福利。 而另一家热水器生厂商则承诺每天工作时间为七个半小时。“如果你能胜任，你可以来我们这儿负责监工，不需要整天站着。”一位替鞋厂招工的妇女自卖自夸。

对此，王女士眼中并未闪出一丝感兴趣的光彩，她“砰”的一声打开一把遮阳伞，使自己免受南国阳光的炙烤。“他们总是言过其实，”她转身离开，说道，“而且我才不去做鞋，受不了胶水那股味儿。”

像王女士这种自信且自重的工人，对中国珠三角的制造业已经构成一种巨大的挑战。曾几何时，来自中国偏远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曾让这里的车间人满为患，劳工荒仿佛天方夜谭。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开始复苏，而那些返乡的劳工却在自家附近找到了工作，并无打算回到这里，致使中山这些地方的劳动力市场形势发生逆转：工人供不应求，工厂必须为招到新工人互相竞争，并且还要为防止工人流失提供更多优惠的条件。

这种形势增加了工人与工厂讨价还价的底气，上个月的本田工人罢工事件便是明证，而这样的罢工事件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 南方的罢工潮也波及到了中国北方的天津，丰田在那儿的一家工厂以及另一家日资电子制造厂因为罢工事件而陷入停产。

尽管这些罢工最终都以厂方同意提高工资而最终平息，但工厂老板以及劳务专家都从这些罢工事件中看出一个早就被人口专家预言过的现实： 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口已经达到巅峰，在未来12内，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将会下降三分之一，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中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博客专区)。

在中山，很多工厂的工人还存在15%到20%的缺口，这迫使许多工厂的老板开着自己的宝马或奔驰在大街上巡弋，期望能够招到填补缺口的工人。

也许很难量化，但另一个新的现实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年轻工人，对自身工作条件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他们不太愿意像任人使唤的机器人那样长时间的工作个不停，却只能拿到微不足道的低廉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