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郭玉华（音译）表示，新生代工人的教育水平更高，离开农村之后，他们对互联网以及城市的了解也更深入。 “他们想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他们不想再回去当农民。”郭女士如是说道，中国2亿3千万流动人口便是她的研究领域。

中国的出口业受到了更为直接的冲击，而出口产值占中国GDP的三分之一。 香港产业联合会有3000个加盟成员，这些工厂雇佣了超过300万的工人。联合会的副会长刘展灏表示，他已经向工厂主提出了建议，内容包括：提高工资，更人道地对待员工，并倾听工人的呼声。

“年轻的一代和他们的父母不同，他们一直受到家庭的佑护，不想‘吃苦’。”

“吃苦”这个词，曾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但对中山的年轻工人而言，“吃苦”并不是他们想要继承的光荣。

为了避免吃苦，张金方（音译）这位时年28岁、非常健谈的青年人，高中毕业后来到中山打工，他已经换了很多工作，去过的工厂已经有一打了。 “有时候，我工作了几周就不干了，因为工作太苦或是太无聊，”他说这话时，正在一家露天餐馆吃饭， “钱当然重要，但不让自己生活得太累也很重要。”

张先生组装纸板箱一个月能挣260美元（约合1800元），但每个月都几乎没有积蓄。这也是年轻工人和上一辈一个显著的区别，他们不喜欢存钱。 按照西方的标准，张先生工作相当卖力——一周工作六天，有时候还要加班。他每个月用五分之一的薪水支付一套公寓的房租，因为他不想睡工厂宿舍的光板床也不想忍受工厂的作息时间。 他的梦想是： 开办一家自己的工厂。 “不过就目前而言，我想找一份在空调房里办公的工作。”他说。

促使工人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从2004年到200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了300万，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拥有了更多雄心勃勃、乐观且知晓自己权利的年轻劳动力。这一观点来自中国产业关系学院的劳务专家林燕玲（音译）。 这些人能更熟练地使用高新科技——手机、电子邮件、即时通讯，他们之间能够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团结在一起。 “当他们遭遇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更敢于奋起反抗。”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