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次贷”，但我们和危机前的美国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住宅房地产市场也逐步演变成了“全民游戏”。但是，我们却没有警醒地认识到，正是这种“全民游戏”的态势与格局，埋下了我们房价高涨、投资泛滥、投机活跃、调控政策长期失效、社会矛盾激化、问题积重难返最重要的祸根。

最初98年国家颁布房改政策的时候，明确提出城镇居民将通过“政策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和购买商品房”三种方式“结构化”地解决住房问题，也就是说“购买商品房”在架构设计上应该只是部分人群的“游戏”，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清晰而务实的配合房地产支柱产业发展的国家住房建设体系和思路。然而在随后几年的发展中，由于保障性住房及公共租赁房的建设推出极其缓慢、严重缺失（而经济适用房被后来实践证明是存在先天缺陷的失败产物），就变成了大部分的住房需求只有通过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房市场发展满足。于是随着购买力的加强和需求的不断增长，房地产市场自然就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矛盾，房价也就持续出现“过快”地上涨。国家从04年开始每年的宏观调控，由于只是遏制需求，而没能有效地“分流”需求及增加供应，调控房价的目的也就始终未能见效。

2008年我们本来有了一次彻底、全面调整的机会。可正是被李稻葵教授“弱化”了严重性的美国房地产问题，不仅使全球的经济陷入了危机，同时也打断了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结构，有可能朝向合理、健康化发展的进程。中国中央政府在短暂的犹疑之后，为刺激经济，在房地产政策上从历来的遏制需求转向全面地刺激和拉动购房需求。而各地方政府在拉动购房需求不遗余力的同时，几乎全面停顿了政策性保障住房的建设推进。于是，几乎全部的住房需求都被推入到了商品房的市场之中，中国的房地产彻底进入了“全民游戏”的时代。

前几年有位经济学家叫易宪容，长期为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者声讨开发商以及高房价，和今天李稻葵教授为年轻人买不起房而“焦虑”如出一辙。他们似乎是在为中低收入者以及年轻人在争取“权益”，但实质上是将本应由政府保障性、政策性住房来解决，甚至于根本无须现时置业的人群推入到商品房市场。其危害性就在于，他们以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以及“道德呼声”为房地产的“全民游戏”作了理论“背书”。

只要中国房地产“全民游戏”的格局不改变，从中长期来看，巨大的需求与有限供应之间的矛盾就无法真正的缓解。调控遏制只能提高投资的难度，但只要供求矛盾中长期存在，投资的价值空间就会继续吸引投资的需求，而投机也会伺机死灰复燃。到时候，李稻葵教授所“关注”的买不起房的年轻人甚至也会将“焦虑”转化为购买的行动。而这种以“全民游戏”为基础堆积起来的泡沫最终破灭，这些年轻人曾经消除的只是一时的“焦虑”，但是换来的却可能是终生的“痛苦”。美国的“次贷”人群在泡沫破灭之时可以一走了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零首付”，甚至在房价上涨的过程中享受过了物业增值的成果。而我们的年轻人却可能是集父母一辈子的辛劳积蓄以及预支自己未来几十年的收入，有的甚至还要向亲朋举债。到那个时候，也许中国就真会出现像李稻葵教授所言的那样，比美国房地产问题“更根本、更加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