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困惑的大学生在网上问：“我今年大四，正在找工作，现在的待遇不高，好像还没农民工挣得多！毕业后面临着买房子，可房价又贵！我该怎么办？”

    陈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解答。他对在场的大学生们说，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第一份工资有多少，因为低到“说了大家就会笑”。那时，他经常一个人背着打印机和计算机满大街跑。

    “无论你在哪个岗位上，适不适合创业，或者找工作难，我自己走过来有一条感受，就是你无论做什么，都要尽你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做得最好，哪怕你是做一个前台，我觉得都要把它做得最好。”

    他还建议大家，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期望值降得低一点，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防御”，先进了门，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认同，不断发展。“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先能够有一份工作，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努力去尝试看看到底能走多远。”

    对此，如今身价不菲的严望佳也有同感。当初在美国留学时，她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穷学生。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是她现实的选择。那时，严望佳找了一份工作，相当于搬运工：在卖食品的小车上，帮人搬运方便面、豆腐包，一小时的报酬是4美元。

    如今，严望佳形容自己当初“太可怜了”，可是她并不自卑。因为她知道，搬运工是自己生活的一个阶段，但绝不会是永远。

    你要对得起这个时代

    当刘庆峰还是在校学生时，经常参加各类论坛。他密切地关注整个国家和行业发展的大态势，并据此判断自己未来的方向，到底是科研、就业还是创业。

    因此，今天的刘庆峰格外愿意参加“我与祖国共奋进”这样的活动。他告诉同学们，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以人均指标计算，依然落后。尤其是过去30年，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也困扰着这个国家。

    他说，国家要想在下一个五年继续进步，第一，是依靠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第二，一定要靠青年创业。因为没有年轻人的创业，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的竞争，关键就是看在全球它有多少标杆意义和有影响力的高科技公司。”在他看来，如果美国没有微软，没有英特尔，没有波音，美国就不是美国。“所以中国一定需要这样一批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所以未来中国青年的创业热情决定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全世界所处的层次。”

    当年刘庆峰毕业时，原本可以选择出国留学。他也希望到世界一流的名校拿下博士学位后再创业，那时眼界会更开阔，语言会更流利。

    但是，“时代的机遇决定了你怎么做”。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语音技术已经做得非常好，有一个十几人的团队，有科大的支持。如果继续做下去，可以趁势把产业做大；如果出国再回国，也许就永远丧失了机会。

    刘庆峰选择留下。不仅如此，一些原本准备出国的同学，也被他“忽悠”，留了下来。他是这样游说创业伙伴的：看看我们语音产业如此广阔的前景，中国会成为语音产业的龙头；再看看我们中国已经被掐住了龙头！

    刘庆峰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科技创新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未来的民族科技企业家应该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民族英雄。

    陈凯委员认为，当代青年怎么与祖国共奋进？作为个体来讲，就是立足自己的岗位把工作做好。不管在什么岗位，都应把它看成是一个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目标的平台。

    严望佳说，“十二五”期间，我们国家在实现转变中会有很大作为，在每个国家的大作为里面，都需要大量人才的“小作为”。她说，目前的创业和就业环境，为我们当代大学生打开了很多扇门，这是值得期待的。

    今年，邓中翰代表在“两会”上向国家提了一个关于鼓励自主创新的建议，有30多位代表联名签字。其中一个具体的建议是，形成一种激励机制，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年轻人创业时，能将产权变成一种股权。

    他个人的成功，就得益于这一点。1999年，当他来到北京中关村，发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将无形资产注册成为股本，后来经过国家各个方面的支持，他的公司在创始人无形资产入股、员工持股、溢价融资等方面，都成了当时中关村的第一家。

    这位与国家一同成长并从中受益的青年创业领袖感慨地说，自己的成功可能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务实地解决自己的学业、生活和工作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要相信中国，要相信这个时代，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命运和运气。“我们一定一代比一代强，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未来和理想都会更加的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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