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村级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土地、区位、自身优劣，催生了“外三产、内工业”的战略大调整，而这背后，抹不掉的是烙有革命性和时代性的个人印记。

　　九星发展之路：村办市场

　　从九星村委会那幢器宇不凡的大楼看出去，纵横交错的道路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商铺和住宅。

　　临街的门店前，停靠着各色汽车，有轿车、也有许多小卡车，更有蹬着三轮车四处搬运货物的工人忙碌地穿梭；而车子的牌照显示它们来自全国各地：冀、晋、蒙、 辽、吉、黑、沪、苏、豫……看到这些，会使人感觉置身一个全国大市场。

　　如果不是背靠上海大市场，九星会成就今天的模样？记者问。

　　吴恩福反问了“上海城郊结合部的村子多的是，又为什么是九星发展得好呢？！”。

　　村级经济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沪郊农村发展村级经济的思路也各不相同。像近郊的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梅陇镇华一村，充分利用中心城市向外扩展的需求，为村级经济找到新‘增长点’。”闵行区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位领导介绍说，九星通过兴办大型综合性商品批发交易市场，成就了今天；而华一村瞄准的是“楼宇经济”—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华一村地处漕宝路中段,紧靠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走资产经营路子，发展“楼宇经济”,从1998年起,华一村跃入了上海市综合实力百强村的行列。村里的标志性建筑华一实业大厦，引入佛跳墙餐饮、大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普利斯通轮胎中国总代理等公司入驻，年租金收入1600多万元。

　　10年间，九星从一个全村劳力年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贫困村庄一跃而为上海市356个亿元村之首。到目前为止，更是培育出500多个千万富翁，涌现出四千多位创业老板。

　　“在九星村的发展进程中作为村官的共产党员充分发挥了党员的积极性和先进性。他们代表着党的形象，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带头人，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监视基础。”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范德官如是评价。

　　一个时代的个人传记

　　村民的眼里，九星和吴恩福是连接在一起的。

　　1952年出生的吴恩福是土生土长的九星人，是个快意恩仇的爽快人，脸上总挂着憨厚的笑容。在九星村办市场扬名上海滩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九星村民的生活也日新月异。但吴恩福每提及自己的身份，言必称“我是农民的儿子”。

　　1966年，吴恩福初中毕业，考入七宝中学，但适逢文化大革命，再加上家里穷交不起学费，他便回家务农：种田、养猪、种棉花、搞副业，他都干过。有一阵子，搞粮棉高产的试验，吴恩福种的11亩棉花地亩产皮棉213斤(当时平均一般亩产难超100斤)，成为乡里的挂红花的模范，还前往各个村交流经验。

　　而在1994年，干过五年生产队副队长、五年生产队长、十年工业大队长的吴恩福临危受命，掌舵九星。

　　1994年，九星村劳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办的几个联营厂都经营困难，村子欠债1780万，而村子的集体总资产不过2100万，负债率高达84.8%，村子两年多发不出退休金，更不要说报销村民的医药费了。

　　“当时投资620万元建造的电线电缆厂，年终帐面利润只有2万元，仓库里成品堆积如山，呆滞资金500多万，均为应收销货款以及库存产品，厂子已根本无利润可言。”说起自己刚接任九星“村官”时村里工业发展的窘境，吴恩福记忆犹新，“但是为了履行协议，机器还要继续转，就需要不断往里投钱。要解决企业这种持续亏损的状况，就需要‘壮士断腕’的魄力。”

　　于是，吴恩福将企业与村子剥离，采用“合作形式，租赁性质，独自管理”的方式，对外招标，由经营者管理。这步棋犹如帮流血不止的病人止血，使得九星避免了进一步亏损和负债。

　　土地是农村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而九星村于1996年11月与临近的东风村合并，拥有4500多亩土地，但随着上海外环线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九星村先后失去2/3的土地，只剩下1600亩土地。如何利用好这珍贵的1600亩土地，成为全村村民致富脱贫的重要出路。

　　即使是如今市场繁荣、村民生活稳定的时期，吴恩福仍旧保持着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在没有应酬的晚上与人杀盘象棋放松神经，或者叫上村里几个负责人一起兜市场；边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边绕着市场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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