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决定’真的是很艰难。如果是你，有更好的办法吗?”马化腾按照本刊摄影师的要求，用十几秒钟做出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两天后，摄影师请周鸿站在一排靶纸下—那是他的气枪成绩，看起来，枪法不错。他猜出了我们的用意，拒绝，而是和新买的两个硕大音箱站在一起。“(做英雄)我想过，可现在更多想会不会成为烈士。”

　　“全民公敌”腾讯，“理想主义战士”360，两位中国互联网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称3Q大战)的主角，都觉得很冤很愤怒。对360和周鸿来说，腾讯之恶在于搞垄断、扼杀创新，而在马化腾口中，360之恶在通过“感染”QQ玩下三滥的不正当竞争。总之对方是恶的化身，自己则是用户利益与行业正义的代言人，用马化腾的话说，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但什么是用户利益，什么是恶?

　　当Google率先创造出“不作恶”的信条，固然犹如神启般为拥有海量用户数据信息的互联网公司立下禁行线，却也是一道暧昧空洞、定义游移的谜题。

　　2010年1月，3Q大战还在酝酿气氛时，乔布斯在内部员工集会上发飙，将谷歌的“不作恶”原则指为“狗屎”。谷歌进入了手机市场，“毫无疑问想要杀死iPhone，我们不会让它得逞。”

　　两个月后，由于苹果公司禁止Adobe公司的FLASH软件应用到iPad和iPhone上，Adobe刊登广告并发布公开信指责苹果公司扼杀竞争，它在投放的广告中称：“我们喜欢苹果。我们不喜欢的是禁锢你自由选择的人”。“问题的实质在于：究竟是谁在控制互联网?我们认为是每个网民，而不是哪一家大型公司。”

　　互联网公司之恶，不是传统产业里的黑砖窑，也不是往牛奶里放三聚氰胺，反之，它们纷纷表现得很爱用户;另外，在公司与创业者的财富创造方面，中国互联网依然保持着它阳光一面，没听说谁转移资产、拿银行贷款不还。事实上，在硅谷，“作恶”有时是被守成者拿来贴到创新者挑战者脸上的标签，有时是进攻者挑战垄断的武器，在中国也一样。

　　但跟硅谷不一样的是，当硅谷两三年就能出一拨富有想象力与创新性的商业模式与大公司，从而推动互联网应用不断升级时，充斥中国互联网的却一直是近于抄袭的模仿、口水战、江湖气、杀伐气，总之，是循环不已的低层次竞争。玩家们感到厌倦，可又离不开。

　　要说“恶”，这是中国互联网最大的“恶”。

　　恐惧之战

　　环环相扣的恐惧引起了这场战争。彼此都认为对手历史上又不乏“作恶”的记录，非但有“作恶”的动机，而且有“作恶”的实力，更关键的是正在“作恶”，为其自保，于是“以恶制恶”

　　马化腾反复强调一句话：不采取措施(让用户在360与QQ之间“二选一”)，QQ可能三天内全军覆没。

　　周鸿说，腾讯是互联网第一巨头，有钱有势，产业链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人民银行”，谁愿意碰它?

　　梳理双方隔空交战的对话，虽然事实大相径庭，逻辑却极为相似。即：我是爱用户的;我是自卫还击，他是主动挑衅;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环环相扣的恐惧引起了这场战争。彼此都认为对手历史上又不乏“作恶”的记录，非但有“作恶”的动机，而且有“作恶”的实力，更关键的是正在“作恶”，为其自保，于是“以恶制恶”。

　　双方正式交火从2010年春节开始：腾讯推出免费安全软件QQ医生，在小城市强推，迅速达到1亿装机量。

　　这引起了周鸿的恐惧，大年初二就从海南跑回北京，急调休假中的360员工应对突发事件。他认为QQ医生是对360的抄袭，“你想这很恐怖，之前它用这种手法对付竞争对手无往不胜，360做到今天这一步，总不能被它这样一招弄死了，我肯定要反抗。”

　　百忙之中，周鸿还帮马化腾做了个心理分析，认为马早就对360心怀恐惧，所以才推出QQ医生，先下手为强。“马化腾有一种不安全感，他自己是做客户端起家的，总怕有哪个客户端突然也做起来了，又去做IM，岂不是颠覆他，所以他对客户端公司基本遏制最多。”

　　以规模、营收来看，腾讯和360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但从拥有的客户端数量看，双方势均力敌。腾讯虽有6亿注册用户，可许多人都有几个QQ号，其实双方用户数差不多。而且安全应用的黏性虽然比不上即时通讯，也相当强。虽然周鸿曾公开称不会进入IM业务，但谁都知道，这样的承诺毫无价值。即使不在此方面发生冲突，在浏览器等业务上，双方迎头撞上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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